[拼音]：sui tang shiqi jiaoyu

隋(581～618)唐(618～907)时期，中国封建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隋朝统一南北之后，政治上革除了门阀士族专政，加强了中央集权，经济上实行均田法和租调徭役法，促进了农业生产稳定地发展，这些都为文化教育科技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隋统治时间不长，它创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新制度，为唐朝所继承和发展。唐朝持续 290年之久，在统一的中央集权统治下，出现了封建文化教育高度繁荣发展的局面，如学校的数量有较大的发展，基本教学制度已确立，专门学校在学制中也占有一定地位，从中央到地方已形成一个较完备的封建学校教育体系。

隋唐的文化教育政策

隋唐统治者主要实行崇儒兴学的文化教育政策，促进学校教育的发展。隋文帝杨坚已认识到佛、 道、 儒三教可并用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但三教作用不同，要使人民顺从地遵守忠君孝亲的人伦道德，服从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以及训练从政的官员，便要重用儒学，故儒学又在相当程度上被尊崇。隋初，隋文帝注意搜罗人才，用重礼聘请，以高官厚禄引诱，把著名的儒士都集中于京都。一面崇儒，一面兴学，自京都至州县均设学校，隋文帝并亲至国子寺参加释奠礼，奖励国子生，考选国子生为官。 583年，下令劝学，强调设学施教是封建国家的首要任务，进行礼义教育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 589年全国统一之后，又令所有学校都要勤训导严考课。后来，隋文帝因在晚年崇佛过甚，儒学受到重大打击，只保留国子学一所，学生70人，严重地破坏了教育事业。隋炀帝杨广继位后，又恢复崇儒兴学政策，大业年间(605～618)的国子学、州县学继续发展，规模较大。但为时不久，隋朝便因政治腐败而灭亡。

唐朝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以崇儒兴学的政策有利于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稳定社会秩序，便恢复推行。618 年下令恢复国学和州县学；次年又在国子学立庙祭周公、孔子； 624年在《兴学敕》中宣布，现今崇尚儒宗，治国以学为先。 贞观年代(627～649)， 唐太宗李世民在“偃武修文”的治国方针指导下，积极推行崇儒兴学的文化教育政策。其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以儒学作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指导思想，相应地采取尊孔措施，国学立庙，春秋祭祀，且令州县亦皆立庙祭祀。

（2）以德行学识为标准，选用儒生为各级官吏。

（3）科举考试和学校教育都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读经成为知识分子的基本功课。

（4）兴办儒学，首先是扩大中央官学，使之成为全国文化教育中心，州县也仿效办理。

（5）统一经学，命令考定五经文字，撰写《五经正义》，以适应政治上统一进而思想统一的要求。

贞观以后，崇儒政策仍继续推行，至武则天当政时才发生转折。武则天为夺权和掌权需要，提倡佛教又依靠刑法，儒学被斥居三教的末位，其政策特点是兴佛废学。到唐玄宗李隆基当政时，崇儒兴学的政策又得到恢复，其措施是：皇帝亲临释奠，提倡尊孔；规定每年乡贡明经、进士须至国学拜谒先师;追封孔丘为文宣王;亲注《孝经》，令家藏一册，勤加讲习，乡学之中，倍加教授；征求儒士，考选为官；京都官学及地方官学均有制度，确定编制，并载入《六典》之中，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法令，使儒学在地方广泛发展，鼓励乡里设立学校。

以后的当政者，大都也崇尚儒学，但由于三教在争夺独尊地位时，其势力时有起伏，尊儒的程度也有差别；而学校的设置，则取决于政治状况的变化、宗教力量的升降、经济条件的好坏。当社会矛盾激化，宗教势力抬头，儒学地位削弱，教育经费减少，学校也就衰落。特别是发生战争的年代，“国之大事，戎马为先”，财政开支优先保证军事需要，政府办的学校，大部分都关闭，只有待战争过去之后，才渐有部分恢复。所以唐后期的文化教育政策是随政局而波动，学校教育的发展也时有起伏。

学校教育的发展和专门学校的建立

隋初为革新政治，扭转风俗，重视统治人才的培养，也注意学校的发展。作为重点加以发展的，首先是京都的国子寺，其中有五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各有博士5人，助教5人，书学、算学各有博士2人、助教2人，五学学生合计980人。前三者是儒学，后二者则是以教授学科知识为目标的专门学校。当时还有些专门学校与行政业务机构结合在一起，尚未分离独立。如在大理寺中，设律博士 8人，教授若干学生；在太常寺属下的太医署，设医学博士、按摩博士、药园师等，教授若干学生；在秘书省属下的太史曹，设天文、历法、漏刻博士，教授若干学生等。这表明专门学校的办理已有多种形式，为以后提供了经验。

随着学校的发展，管理机构也有相应的变化，原来国子寺是太常寺的下属部门，后来规模逐渐扩大，事务繁多，有了独立设置的必要。 593年，国子寺从太常寺中分出，改称国子学，成为独立的教育领导机构。607年， 国子学改称国子监，国子祭酒作为教育行政长官。隋代地方学校也有发展，特别是黄河中下游一带的州县，学校教育的发展较快，讲诵之声道路不绝，出现初步繁荣的局面，但边远州县则仍处于落后状态。

唐继承隋的教育制度，又有新的发展。就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状况来衡量，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武德初年到天宝末年，这个时期颁布了一些重要教育法令，确定学校基本制度，学校数量也有显著的发展。后期从安史之乱后到唐灭亡，这个时期，学校教育趋向衰落，其中虽然也有过几次整顿，其结果也仅能维持而已。

618年唐政府下令京都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入学身份有等级限制，名额也只有 300多；州县也设置学校，按州县大小规模分三等，就教学内容而论，其性质大部是儒学。贞观年代，大量兴办学校，京都弘文馆、崇文馆都是此时创建，国子监也增置书学、算学，后又加置律学，学生数量猛增，加上邻国派遣的留学生，六学二馆共计8000多人。唐高宗李治当政时，变化不多。武则天当政时，重科举轻学校。到了开元年代，学校才又得到恢复和发展，制度进一步完善，确定了比较适当的规模，地方官学与京都官学的上下关系也较明确。

（1）入学的身份与名额： 弘文馆、 崇文馆属贵族学校，专收皇帝、皇太后、皇后的亲属和宰相等高级官员的儿子，共收50名。国子学收文武三品以上高级官员的子孙，限 300名。太学收文武五品以上中级官员的子孙，限 500名。四门学收文武七品以上低级官员的儿子，限 500名，又收地方庶民中俊秀青年，限 800名。入学年龄限在14～19岁之间。这些学校，等级越高，名额越少，等级低些，名额渐次增多。

（2）教学计划：教学内容主要是九经，按文字多少，分为大经、中经、小经三类，学习期限不一。《礼记》、《左传》学三年，《诗》、《周礼》、《仪礼》、《周易》学二年，《尚书》、《公羊》、《穀梁》学一年半，《论语》、《孝经》学一年。大经和中经是分班必修的，小经作为选修，《孝经》、《论语》作为公共必修。教材由国家规定，用孔颖达等编的《五经正义》。除学经之外，还学书法及各项礼仪。学生分班习经，博士、助教分经教授，一经习毕方许习另一经，读熟经文之后才教授文义。这种方式，可称为专经缓进。在学时间长短，取决于习经的数目与考试能否合格。

（3）重要的规章：a.入学举行束修礼。通过隆重的仪式，献礼拜师，标志师生关系的建立，是尊师敬学的一种表示。b.考试督促学业。考试有旬考、月考、季考、岁考等名目，方式有试读（帖经）和试讲（口义）两种。平常考试由博士主持，岁考则由主管的长官领导。其成绩作为升退的依据。c.升进与罢退。学生已通二经或三经，经考试合格，可出监参加科举考试；愿留监者，可以升进，四门学生可升补太学生，太学生可升补国子学生，借此提高政治地位和改善经济待遇。学生中有以下三种情况则命令其罢退：成绩太差，连续3年考下等，在学时间已超过9年；品德不好，不听教导；旷课太多，超过规定。d.假期制度。平常10日一休假，称“旬假”。每年还有两次较长假期，一次在 5月，称为“田假”，一次在 9月，称为“授衣假”，各15日，让学生回乡省亲，路程如超过 200里，则按远近酌加路程假。

（1）律学。培养熟识本朝律令的行政官员，以便用法律来巩固政权和秩序。有博士3人，助教 1人，学生50人。八品官以下弟子或庶民中俊秀青年可入学，入学年龄放宽至25岁。课程以现行的律令为主要内容，格式法例亦兼习之。在学以 6年为限。

（2）书学。训练通晓文字并精于书法的官员。有博士2人，助教1人，学生30人。入学身份同律学，年龄限在14～19岁。课程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主，其他字书也兼习之。在学以9年为限。

（3）算学。训练天文历法、财政管理、土木工程方面的计算人才。有博士2人，助教1人，学生30人， 入学身份年龄同书学。以李淳风等校定注释的10部算经为基本教材，分古典数学和应用数学两组进行教学，各学习7年。在学时间以9年为限。

（4）医药学。培养掌握传统医药知识技能的人才。附设于太常寺属下的太医署中，是与行政、医疗、制药结合在一起的机构，便于学习医药理论时能联系实际。医学:分医、针、按摩3个专业。医学专业包括5科：a.体疗（内科，7年），b.疮肿（外科，5年），c.少小（儿科，5年），d.耳目口齿（五官科，2年），e.角法（拔火罐等疗法，2年）。针学专业教学生了解经脉和穴位，熟识各种症候，掌握 9种针法的运用。按摩专业教学生消息导引的方法，学会治疗风寒暑湿饥饱劳逸等八项疾病，此外也兼习正骨术。药学：与药园设在一处，教学生识别各种药物，掌握药材的种植和收采贮存制造等项技术，教学与劳动结合在一起。医药学重视精读医经，教学结合实际，注重实习，根据成绩和疗效来决定工作分配，这是好的教育传统。

（5）兽医学。附设于太仆寺，教授治疗牲畜的知识和技术，边学习边参加治疗，考试合格者补为兽医。

（6）天文学。附设于司天台，按业务范围分科教学，有天文、历法、漏刻三种。学生由博士带领参加业务实践，边实践边教学，重视观测，在业务实践中学习，这是天文学的教学特点。

（7）音乐学校。附设于太乐署，由乐博士对长上散乐乐人（长期常备的乐工）和短番散乐乐人(短期轮番的乐工)分批教学，每批再按所习乐曲的难易分三档进行教练，每年考课，根据演奏功夫熟练程度，评定优劣，然后累计成绩，决定升退。

（8）工艺学校。附设于专管手工业品制造的少府监，由技艺最高的巧手任师傅来教授生徒，各种工艺难易不一，训练期限也不同。学精细雕刻镂花的 4年，学制造车轿、乐器的 3年，学制作大刀长矛的2年，学制箭及竹工、漆工、屈柳的各1年，学做礼帽头巾的9个月。制造的器物上刻上工匠姓名，作为鉴定考核的依据。

以上的专门学校有的与行政或业务部门结合，有的则分离设置，其设置的形式呈现多样化，从法律、科学到技工训练，范围广、门类多。事实说明，中国在 7、8 世纪时已建立实科学校。

为推行礼教，唐初已命令按行政区设学，府州县学均由官办，乡里学校则归私办。地方学校的实际发展是在贞观年代， 629年唐政府还命令州设医学，在中国历史上也属首创。到开元（713～741）年代，府州县学已具有一定制度和规模。开元二十八年(740)，唐帝国有 328个府州，1573个县。府学可收经学生50～80名，医学生12～20名。州学可收经学生40～60名，医学生10～15名。县学可收经学生20～40名。这样规模的学校网，在当时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学生入学，由府州县长官选补，可免除课役，并享受按例的物质供应。经学除读经之外，还学习书法和时务策，并兼习礼仪，考试重在岁考，合格的，县学可升于州学，州县学也可升于四门学。医学限于地方条件，着重学《本草》、《百一集验方》等，学生结业后就地使用。

隋唐政府着重办官学，对乡里学校有时也加以提倡，但大多是听任私人办理，任其发展，不施加过多的强制。私学遍布城乡，制度不一，程度悬殊，既有名士大儒的传道授业，也有村野俗儒的启蒙识字。

对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促进

唐朝与四周少数民族积极进行文化教育交流，当时的渤海（现吉林地区），高昌（现新疆吐鲁番地区）、吐蕃（现西藏地区）等都派遣子弟至长安就学，附国子学读书，业成则返，复以其他学生继之，持续时间较长。南诏(现云南大理地区)派遣子弟至成都就学，人数次数较多，学成而归的有数百。由于少数民族子弟来就学，汉族知识分子到少数民族地区居留，从事传授汉族的经籍文史著作，以及儿童教育课本，源源不断地输入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些地区的儿童教育与中原地区完全一致。1969年，在新疆吐鲁番考古工作者清理了一座唐墓，发现了唐景龙四年(710)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原风里义学生卜天寿的《论语郑玄注》抄本残卷，该卷后附杂抄部分，且有《千字文》开头五句。唐时，《千字文》作为初学的识字课本，而《论语》作为识字后进一步的启蒙教育课本。卜天寿抄本残卷的发现，说明当时少数民族地区的儿童教育与中原地区是基本相同的，唐代的教育影响扩及边远地区是无疑的。

科举制度的产生和对教育的影响

隋废除九品中正制，逐渐形成科举考试制度。 587年规定每州每岁贡士3人，标准是文章华美， 而尤为突出的人，可应秀才科。598年下令以“志行修谨， 清平干济”两科举人，以德才为选士标准。 607年实行十科举人，其中“学业优敏”科当即明经科，“文才美秀”科当即进士科。这是科举制度的开始。学校的职能只是培养人才，以备国家使用，学生结业并不能直接任官；科举的职能则是用考试来选拔人才，吸收各阶层的人才参加国家管理。所以学校的学生要从政为官，只有走科举的道路。学校与科举发生紧密的联系，学校的制度、教育内容、方法、考试，都适应科举的需要，成为科举的附庸。

唐朝因袭隋朝的科举制度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常科，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基本科目，每年定时举行；另一类是制科，根据需要下令开科选拔人才。贞观时，士人已集中于明经进士两科；至武则天当政时，进士科占优势，成为入仕的重要途径。参加科举的人来自两方面，由学馆选送的称生徒，由州县选送的称乡贡。每科所考的范围和项目各不相同，起初明经仅试帖经和策论两项，进士仅试策一项，后虑及项目简单，及第者才学实在疏浅，因议增加项目，迁延至705年始实行明经首场帖经， 中场口试经义，后场答策。进士首场帖经，中场杂文，后场时务策。其他科目考试办法也屡有变更，均由政府颁发命令重新加以规定。

唐初科举与学校并举，科举对学校发展还起过一定促进作用。科举考试以学校生徒为重要来源。生徒因经过专门学习训练，应试及第的比例相当大。一般人都认为学校是登科的通路，故争取入学的人多，成为学校发展的推动力。后来统治者重科举轻学校，生徒及第的比例小，乡贡及第的比例大，应科举不一定要进学校，学校开始衰落。而且学校教育的目标就是为应举做官，教育内容被限在经史文辞的范围内，形成重文辞而轻实学，养成只重记诵不重义理的学风。

接受外国留学生

隋、唐都是统一富强的封建国家，前期都是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国都长安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中心，而且也成为东西各国文化教育交流的集中点。隋代，各国先后派来留学生，都进入国学。唐初贞观年代外国派来留学生数量更多，如日本、新罗、百济、高丽等，都派遣留学生到长安，学习中国的经史、法律、礼制、文学和科技。

日本是派留学生来中国学习的次数、人数较多的国家之一。在隋代，随同遣隋使来过两批留学生。在唐代，随正式遣唐使来过13批留学生，每批少则一、二十人，多则二、三十人，他们都进入国学学习，有的留数年，有的甚至留二、三十年。日本留学生对移植唐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唐的政教、学术、文艺、科技对日本产生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新罗也是不断派来留学生的国家。如 840年仅一次从中国归国的留学生就有105人。新罗重视中国经史，留学生带回经史书籍皆译为新罗语，广为流传。新罗因受唐文化影响，科举制度、教育制度仿唐甚多。唐朝对友好国家派来的留学生，在学习和衣食住方面尽量照顾其需要，给予优惠待遇。当时与唐通使的有70多个国家。唐的文化通过留学生的来往而传播东西方各国，因而留学生在唐与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开展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桥梁作用。(见彩图)

参考书目

1. 《隋书·高祖纪》、《炀帝纪》、《百官志》、《儒林传》。《唐六典》4卷、14卷、21卷、30卷。
2. 《新唐书·百官志》、《选举志》。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人民出版社，北京，1965。
3. 〔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北京，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