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Baihuawen Yundong

[外文]：Vernacular Movement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从北京推向全国的一场划时代的文体改革运动。它提倡书面语不用文言，改用白话或语体。白话文运动先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发动，进而在“思想革命”中发展，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运动的提倡者主要是胡適(1891～1962)、陈独秀(1880～1942)、钱玄同(1887～1939)、鲁迅(1881～1936)等。他们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以北京大学进步师生为主力，同形形色色的文言维护者开展论战，赢得了白话文的胜利。

文言文原是古人口语的摘要，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到西汉，封建统治者独尊儒家学派，记载这些经典的文言文也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万古楷模。越到后世，文言文同实际口语的距离越远。这种情况是不能适应社会和语言的发展的。从唐宋以来，白话文书面语逐渐兴了起来。先是采用比较接近口语的“变文”、“语录”一类文体，传播佛教教义，后来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市民阶级的抬头而出现了用当时口语来书写的明清章回小说。不过直到清代末年，白话文还只是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未能改变文言文独尊的局面而作为通用的书面语。

历代不少学者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书面文字，都主张书面语同口语相一致。1861年，洪仁玕(1822～1864)根据洪秀全的指示，颁布《戒浮文巧言谕》，提出了改革文体的方针：“不须古典之言”，“总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又过了二三十年，资产阶级改良派为宣传变法维新、开发民智而提倡白话文。如黄遵宪 (1848～1905)引俗话入诗，宣称 “我手写我口”（《杂感》）；裘廷梁(1857～1943)认为“白话为维新之本”，发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陈荣衮第一个明确主张报纸应该改用白话文;王照更声明自己制定的官话字母，只拼写“北人俗话”，不拼写文言。同时，他们还积极写作通俗浅显的文章。梁启超(1873～1929)最先向霸占文坛的桐城派古文挑战，创制了“新文体”，用的虽还是文言，但平易畅达，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已向着白话文迈出了第一步。接着白话书报在各地涌现，日见兴盛，其中白话报纸有10多种，白话教科书有50多种，白话小说有1500多种。可是直到辛亥革命(1911)之前，还没有人自觉地去实现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个重大的变革。从清代末年到民国初年，接连出现了几件可以决定文体改革方向的大事：一是科举制度的废除(1905)；二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皇帝；三是粉碎了袁世凯称帝迷梦(1916)，《新青年》发出提倡科学和民主、打倒孔家店的号召。思想的解放带来文体的解放，觉醒了的广大人民群众，掀起了民主主义的浪潮，为白话文运动打下了群众基础。

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发表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这是白话文运动的公开信号。文中提出：白话文学为文学之正宗。这个纲领性的意见，很快就得到陈独秀的响应。钱玄同也及时发出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寄胡適之》，1917）的口号，最先把反对文言文同反对 “独夫民贼”、反对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尝试集序》，1918）联系起来，并在陈、胡强调“文学革命”的时侯，第一个考虑到应用文的改革。1918年1月，《新青年》实现自己的主张，全部改用白话文。 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标志着白话文运动在文艺方面首先突破，显示实绩。年底，李大钊(1889～1927)、陈独秀创办白话周刊 《每周评论》， 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1896～1950)、罗家伦 (1897～1967) 等创办白话月刊《新潮》。不久，鲁迅指出，白话文应该是“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杂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这就把白话文放在现代中国人口语的基础上。

白话文运动的各种口号提出以后，遭到一些支持文言文的学者的猛烈攻击。如古文家林纾(1852～1924)攻击白话文为“引车卖浆者言”，南京东南大学教师胡先骕(1894～1968)认为白话文“随时变迁”，后人看不懂，等等。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1868～1940)等据理驳斥，引起一场关于白话文和文言文的论战。

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白话文运动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一年之内，白话报至少出了400种。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命令，小学教科书改用白话文。新文学的团体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也相继成立。

1921年以后，胡適去“整理国故”了。胡先骕的《学衡》杂志、 章士钊(1882～ 1973)的《甲寅》周刊，为迎合封建势力复辟，先后对白话文进行反攻。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文化上以《向导周报》、上海《民国日报》等为阵地，共同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在这种形势下，鲁迅先后发表了《估学衡》(1922)、《答KS君》(1925)、《再来一次》(1926)等文章，大抵采取“以毒攻毒”的方法，用古书作法宝，证明鼓吹文言的“学衡”派和“甲寅”派实际自己也做不通古文，错用典故；白涤洲(1900～1934)、唐钺(1891～1986)也在《雅洁和恶滥》(1925)、《告恐怖白话的人们》(1925)等文中给以批驳，这才把那批反对派打退了。

白话文运动的结果，是使白话文在文学作品和一般学术著作的范围内取得了合法的、正统的地位。它的成就首先表现在白话文理论的建设上：

（1）关于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学说。 这学说的框架有3条：a.白话为文学之正宗。为打倒文言文的正统提供了历史的根据。b.用白话作各种文章。让白话文成为通用的书面语，为白话文的推行提出了奋斗的目标。c.白话文以现代中国人的口语为源泉。为白话文的建设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2）关于文体改革的具体规划。主要在散文、应用文、诗歌 3个方面。第一，对散文文体改革的要求，胡適概括为 4条主张：a.要有话说方才说话；b.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c.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d.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话（《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第二，对应用文文体改革的意见。钱玄同在《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1917)里，提出不少切实可行的主张，如改用白话（国语）；选取最普通的常用字；多义字只用最普通常用的一义；不许用倒装移置的句法；“书札之款式称谓，务求简明确当。删去无谓之浮文”;文中加标点符号;数目字改用阿拉伯字，“用算式书写”；改右行直排为左行横排；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印刷之体，宜分数种”等等。第三，对诗体改革的主张。分为两派。一派由钱玄同、胡適带头提倡“自由体”。另一派由宗白华(1897～1986)、闻一多(1899～1946)带头主张“格律体”。这两派对新诗的形式，都作了认真的探索。

白话文运动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白话文的作品上。白话文能不能代替文言文，要看写作实践。“五四”时期，白话论文在表现新思想、批判旧思想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適、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论文，虽在语言上有不同的风格，但在说理上都有明白、清晰、准确、富有逻辑力量的特点。这就叫那种不宜说理的文言文相形见绌。在文学上，散文、小说、诗歌等文体，都开了新生面。特别是1921年，鲁迅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的发表，郭沫若诗集《女神》的出版，为白话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阿Q正传》更是中国现代白话文学中赢得世界声誉的第一部杰作。

“五四”白话文运动，是一个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运动，它在文艺语言上宣告了文言文时代的结束、白话文时代的开始。数千年来，中国通用的书面语没有白话文的合法地位，只有与口语脱节的文言文才算正统。直到“五四”时期，才把这种反常的局面翻了过来，开辟了一个白话文学的新纪元。 这正好与中国社会在“五四”期间实现了从封建向民主的转变相适应。

由于历史的局限，白话文运动不可能迅速彻底完成它的任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政府的公文、法律，报纸的新闻等等，仍用文言或半文言。在文学作品上取得“正宗”地位的白话文，也夹杂着脱离人民口语的文言腔。但从“五四”开始，白话文的推行，已成了时代的潮流，历史之必然。30年代又进而发起大众语运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报纸、公文和法律都一律采用白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