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gusisheng

[外文]：archaic Chinese tonymes

指先秦两汉时期汉语的声调。清代的古音学家发现《诗经》的韵脚字有一部分跟当时的读音不一样，同时也发现有些字的声调也有跟当时通用的声调不一致的，他们称为古四声。比方《诗·甫田》二章的押韵字是：明、羊、方、臧、庆。四章的押韵字是:梁、京、仓、箱、梁、庆、疆。《诗·宫》四章的押韵字是:尝、衡、刚、将、羹、房、洋、庆、昌、臧、方、常。这让人看了，不由得不产生一个印象，就是在《诗经》时代，有些字的声调跟后代韵书里记录的不一样。象上文的“庆”字，要是改念“羌” (qi╣ng)，就觉得全部押韵都是非常和谐的。这正是好些清代古音学者的主张。

上头举的是平去声的字，没牵扯到入声。一牵扯到入声，问题就更复杂了。

《诗·泉水》三章:“载脂载辖(xiá，原是入声字)，还车言迈。遄臻于卫，不瑕有害。”这里“迈、卫、害”3个字都是去声，只有“辖”是入声。这些研究家得出一个结论：这批入声字跟某些去声关系密切。

在《广韵》里，字是按“平、上、去、入”分类的。从它的目录看，“东、董、送、屋” 4韵是一串儿，“江、讲、绛、觉”是一串儿。多数等韵书也遵守这种安排。这就是以塞音[k]收尾的入声，配用鼻音[嬜]收尾的平、上、去声。根据《诗经》用韵，清代的学者开始修改这种配属关系。从顾炎武开始，把入声改配到《广韵》里原来没配入声的字底下。他在《近代入声之误》条里说:“故歌、戈、麻三韵，旧无入声；侵、覃以下九韵旧有入声：今因之。馀则反之。”（见古韵）他这种尊重证据，不盲从古人的精神是可佩服的。以后的古韵学家，除戴震在解释入声从属阴、阳声的时候稍有不同以外，别人都是跟他走的。江有诰《入声考》最详密。

这些古韵学家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总认为入声是别的什么东西的附属品。顾炎武开始提出一条奇怪的理论叫“入为闰声”，他说:“《诗》三百篇中亦往往用入声之字。其入与入为韵者什之七，入与平上去为韵者什之三。以其什之七而知古人未尝无入声也。以其什之三而知入声可转为三声也。 故入声、声之闰也。”用“闰”来讲语音，是诗的语言，不是科学的语言。不过话虽然难懂，他倒没否认入声存在。就是假定周朝人说话常把“一”念“椅”，“六”念“流”，“八”念“耙”等等，精神和讲叶音相似，太难让人信了。他一开端，底下的学者们就有不少想取消古音也就是先秦语音里某个调类的主张了。

段玉裁在《六书音均表》里写了一条《古四声说》，说：“古四声不同今韵，犹古本音不同今韵也。考周秦汉初之文，有平上入而无去。洎乎魏晋，上入声多转而为去声、平声多转而为仄声，于是乎四声大备而与古不侔。有古平而今仄者，有古上入而今去者。细意搜寻，随在可得其条理。今学者读三百篇诸书，以今韵四声律古人。陆德明、吴棫皆指为协句。顾炎武之书亦云‘平仄通押’，‘去入通押’，而不知古四声不同今犹古本音部分异今也。……如‘戒’之音‘亟’，‘庆’之音‘羌’，‘享饗’之音‘香’，‘至’之音‘质’，学者可以类求矣。古平上为一类，去入为一类。上与平一也，去与入一也。上声备于三百篇，去声备于魏晋。第十五部古有入声而无去声，随在可证。如，《文选》所载班固《西都赋》‘平原赤、勇士厉’而下，以‘厉、窜、秽、蹷、折、噬、杀’为韵，‘厉窜秽噬’读入声……法言定韵之前，无去不可入。”

段玉裁说的“洎乎魏晋，上入声多转而为去声”，是指魏晋以来经师多用去声表示词义分化。比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饮我酒”，“饮”是使动用法，《释文》“於鸩反”，用yìn跟原来的yǐn区分开。《周礼·廪人职》：“若食不能人二鬴，则令邦移民就穀，诏王杀邦用。”郑注：“杀犹减也。”《释文》：“杀，所界反。”用shài跟原来的sh╣区分开。这当然是事实，不过得出“无去不可入”这个结论就夸大了，就一部说，已经是夸大，何况扩大到全体古韵上去呢？到后来也没人全盘接受他的主张。

孔广森(1752～1786)《诗声类》说:“至于入声，则自缉合等闭口音外，悉当分隶自支至之七部而转为去声。盖入声创自江左，非中原旧读。”不过多数人看出来孔广森是北方人，受了方音影响，没人信从他的话。

近代人黄侃有《〈诗〉音上作平说》，主张单就《诗经》论，上声调不存在。

凡是主张“古无××”，“×声古归×”的学者从来没把下面两个问题说清楚过：

（1）既然古代 x类调不存在，合并在y类里头，那么后来x类分出来是因为有什么内在的或是外部的条件呢？②说x类并到y类里头，是光指用一种调值念它们，还是连音节结构（用什么尾音……）、元音长短，有没有或是有什么样的词头等等方面全都一样呢？

顾、段、孔、黄都没回答过这两个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们都不如钱大昕。钱氏说“舌上”古归“舌头”，虽然没给出条件来，可是舌上音在等韵里永远排在三等(它后头有个i类介音)是众所周知的。这也就等于给出条件来了。说“古无 x声”的人却什么也没给。没有限制条件，一个音不能分裂成两个，这是语音史的常识。

另外一派古韵学家，如王念孙、江有诰就主张古音四声全有，只是哪个字归哪一类跟后代人不同。江有诰为这个单写了一部《唐韵四声正》。近代人王国维认为阳声韵的调子跟别的调类不一样，应该单分出来。他创了个“五声”说。不过几乎没有反响。

前述两派的争论一直没定论。比方现代人周祖谟就写过《古音有无上去二声辨》，继续申述王念孙，江有诰的论点。

辩论的双方利用的资料往往都是押韵字。有时候一章《诗》里用了“平平平上上” 5个韵字。主张分的说“这是两段”，主张合的说“少数服从多数，这是一气”。谁也难说服对方。推到“至矣尽矣”的地步，到底哪个字入韵本来也是后人推测的。

故宫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上平、下平、上、去、入各声卷头上记着“旧韵……字”。唐兰跋据《封氏闻见记》证明“旧韵”就是陆法言《切韵》，共 12158个字。从这儿推算，《切韵》各声的字数占全书字储存的百分比是：

上平　　下平　　上　　 去　　 入　　总计字数　 2908　　2692　 2070　 2332　 2156　12158百分比 23.9％ 22.1％　17％　19.2％ 17.8％ 100％陆法言《切韵序》里各调类字次统计是：

平42.5％　 上19.4％　 去19.9％　 入18.1％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里字次统计是：

平43.5％　 上19.4％ 　去19.5％　 入15.3％这里入声字百分比低。可是要是“不”字按现代广州、客家、闽南话算入声的话，它就高了。

从这里看，一个时代的作品各个调类的字次百分比大致跟当时的字储存里各个调收字的百分比成正比。

把这个论断倒着用，要是能知道周代初年的作品里用各调类（当时字归调类跟《切韵》时代的差别只是零星的）的字次的百分比，也就可以大致推断当时的调类有几个，它们的字储存百分比大致是什么样子了。当然，材料不该用一句一个“兮”，一句一个“之”的。

大盂鼎是周康王时代的铜器。它的铭文的字次百分比是：

平41％　 上19％　 去19％　 入21％

《周易·上经》是周初的作品。从《左传》引的字句看，后人有些改动，可是不大。它的字次百分比是：

平44％　 上21％　 去17％　 入18％

《书·洛诰》也是周初的作品。它的字次百分比是：

平46％　 上 22％　去15％　　入17％

从这些统计数看，周初，也就是《诗经》产生时代的作品里字次百分比大致和《切韵》时代的作品里字次百分比一样。可以推出：《诗经》音里的调类数目和字储存百分比同《切韵》大致一样。

王力认为古去声是长调入声，跟这个结论并没矛盾。因为这里调类的名字只是从俗，并没肯定调值什么的。王力已经回答了上文提出的两个问题了。一大类里再分两小类同一开始就分两类一样。

周代人的调值没法子知道，后汉人开始用汉字对梵文音。梵文用的是音乐重音。重叫udāttɑ，高调；轻叫ɑnudāttɑ，低调。从现在看，用“浮屠”对búddhɑ，平声兼对udāttɑ和ɑnudāttɑ，好象是不会分别轻重，不过从译经师经常省略词末轻音节(“佛陀”省成“佛”)看，大概还是会分的。可见平声可能是中平调，高低调都可以用。入声也可能是中平短调。比方“萨和”对sárva，“萨埵”对sattvá。只有去声是低调。“懺”是为对k▄amá造的字，“嚫”是为对dák▄i╯a造的字，都对ɑnudāttɑ。

支谦译《释摩男本四子经》（《大正藏》54号）用“迦维罗卫兜”对 kapilavastu，说明祭部字在后汉可能收-s。段玉裁说的“无去不可入”是根据不足的。其实可能是-ɑs，-ɑd或-ɑt通押。“沸”对pu▄，“替”对ti▄，说明质術部里也有一些这样的字。

参考书目

1. 顾炎武：《音学五书》。
2. 段玉裁：《六书音均表》。
3. 王力：《汉语音韵》，中华书局，北京，1963
4. 。
5. 周祖谟:《汉语音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北京，1957。
6. 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中国语文学论文选》，日本光生馆，东京，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