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jindai mianfangzhiye

[外文]：cotton textile industry in modern China

指从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在中国设立的机器棉纺织业。

中国机器棉纺织业开始酝酿于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但第一家棉纺织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直到1890年才投产。该厂集资40万两，拥有纱锭35000枚，布机530台。可惜在投产后三年左右，毁于大火。188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筹建湖北织布局，于1892年底投产。上海尚建有3家纺织厂，即华新纺织新局（1891）、华盛纺织总局（1894）和裕源纱厂（1894）。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全国已开车的机器设备计有纱锭12.9万余锭，布机1800台。这反映了中国棉纺织业创建时期的状况。

甲午战争后，棉纺织业利润优厚，刺激了这一行业的发展。1895～1899年五年中分别在上海、宁波、无锡、苏州、杭州、萧山、南通等地增设了10家棉纺织厂，18.8万枚纱锭，形成中国棉纺织业第一次设厂高潮。著名的业勤纱厂、大生纱厂等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建立的。

但是，外国资本势力凭借马关条约特权，迅速侵入这一行业。在1897年一年中，上海出现了4家外资棉纺织厂，分属英、美、德三国所有。资本总计405万余两，纱锭16万枚。

20世纪初，列强加紧对华侵略。1902年又有日本三井洋行收买华厂楔入上海棉纺织业。在英、美、德、日四国势力交相抢夺的情势下，1900～1904年五年中，华资棉纺织厂竟无一家成立。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棉纺织业也在原有基础上稍有进展。1905～1908年四年中，分布在苏、浙、豫及上海的新建棉纺织厂8家，共有资本534万元，纺锭12.9万余枚。但是面临外资兼并和压迫的处境，中国棉纺织业经营的困难有增无已。创业于1895年的大纯纱厂到1908年为日本资本所兼并；1907年以中日合资开办的上海九成纱厂，开业不久便为日资所吞并。其他华商各厂也屡经改组。据不完全统计，在1905年以后的六年中，新旧华资纱厂的改组、出租和出售的达 8家、11次之多。这表明了中国棉纺织业在兴起阶段遭到外国侵略势力的威胁，处于艰难的地位。截至中华民国建立后的1913年，全国还只有纱锭484192枚，布机2016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外国棉纺织品输入减少，欧洲各国在华纱厂也无力增加投资，中国市场上纱布价格猛升，原来处于维持状态的旧有纱厂，如无锡振新、宁波和丰、江阴利用、天津裕元及华新、南通大生等厂在战争期中都获得了高额利润，年年扩充并增设新厂。1914～1922年九年内，纯由民族资本设立的纺织厂达54家，反映了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初步发展。若干大型纱厂如上海申新、永安、厚生，天津华新、恒源、北洋和武昌裕华等厂都是在这一时期创办的。但这一时期日本棉业托拉斯却乘虚而入，仅1921～1922两年间，日本在上海、青岛两地，便设立了15家棉纺织厂，纺锭总数增加近30万枚，新增布机1500台。日本资本尽力楔入一些新设的和资金周转发生困难的华商纺织厂，以致这一时期与日本垄断资本发生借款关系的华资厂达13家，其中有 7家因无力偿债而为日资所兼并。所以，到20世纪20年代，一度出现的建立纱厂的热潮随之消逝。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运动，抵制外货是群众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对棉纺织业的发展有所刺激，在其后的三年中，华资纺织厂增至73家，已开工纱锭达201万余枚，布机1.2万台。但同期中，外资纱厂的倾轧日益严重，其中日本资本的膨胀最为明显。截至1936年，在棉纺织业最集中的上海，共有纺织厂65家，其中华厂31家，日厂30家；共有纱锭266.7万余枚，华厂为111.4万枚，占41.8％，日厂为133.1万余枚，占49.9％；共有布机30058台，华厂为8754台，占29.1％，日厂为17283台，占57.5％。这表明日本资本在上海棉纺织业中居于绝对优势。1936年，全国棉纺织业共有纱锭5102796枚，其中外资纱厂纱锭为2356404枚，占46.2％；共有线锭532270枚，外资线锭为358954枚，占67.4％;全国布机共有58439台，外资布机为32936台，占56.4％。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火波及地区棉纺织业损失奇重。据统计，上海、常州、无锡华商纱厂纱锭遭直接破坏的达52.2万余枚，布机达6000余台。武汉、沙市、郑州一带棉纺织厂历尽颠沛，内迁川、陕等地。据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查处统计：至1939年3月止，迁到后方的纺织厂共有59家，大部分是小型织布厂，而大中型棉纺织厂只有九家，计有纱锭15.9万枚，布机800台。战时后方购置大型纱机设备十分困难，新增的纺织厂多是拥有2000枚纱锭的小厂。国民党政府采取严格的统制政策，实行纱布统购统销、代纺代织，而统购统销所规定的官价远低于市价，代纺代织的工缴又远在成本之下，加之苛捐杂税，通货恶性膨胀，使民族棉纺织厂难以维持，不得不相继减产停工。据统计，1942年，后方大型纱厂虽有30余万枚纱锭，但开工运转的只有17.6万枚。

沦陷区棉纺织业的处境更为困难，它完全被日本侵略者控制，华资棉纺织厂开工者不多。日本是一个产棉不足的国家，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从美国和印度输入棉花的来源断绝，华棉遂成了日本本土亟需的资源。在沦陷区，原棉和动力的供应十分缺乏，迫使各大型纺织厂停工。1943年，南京、上海一带遂出现了一些拥纱锭一二千枚的小型纱厂，以适应社会需要。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日本在上海、天津、青岛和东北等地经营的棉、毛、麻、绢工厂及印染、轧花、打包等附属工厂85家，并在这些厂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成为拥有纱锭近180万锭的庞大的官僚资本企业。但是，纺建公司所属各厂生产效率奇低，它的纱锭和织机的运转数额在1946年平均不到半数，最低时只有19％（纱锭）和14％（织机）。每月产纱率只达标准产纱率的37％，比抗战后华商纱厂的平均产纱率还要低57％。至于民营纺织厂，在国民党政府假借“平抑物价”的名义下，所需原棉和所产成品均受到严格的控制，以致各民营棉纺织厂原料供应严重不足，而在通货恶性膨胀的影响下，成本高昂，亏损严重，不得不停工减产。

历史表明，近代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历程是非常坎坷的。它在初创时期历尽外国侵略势力的倾轧，几经起伏，得到了一点微弱的发展。到了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袭击，迫使它在萧条中挣扎，而40年代的战争破坏和战后官僚资本的摧残，终于使棉纺织业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行业陷入了空前危机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