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tushuguanshi

[外文]：history of Chinese libraries

中国图书馆产生、发展及其演变的历史。由于不同的建馆目的、管理体制和人们利用图书馆程度的差别，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各种藏书处所和机构，近代属于社会文化机构的图书馆出现后，更有众多的类型。它们在历史上产生过广泛的社会影响，并在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体系。

典籍收藏的起源

中国文字起源很早，文字的创制为典籍的出现准备了条件。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文，是具有严密文字规律的古代文字。公元前11～前 8世纪，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商、周王朝，已有担任文化事务的史官和宗教事务的卜、贞人。他们把占卜时间、占卜者姓名、占卜的结果等卜辞刻于甲骨上，形成早期的文献。《尚书》载“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都说明商代已有记录史事的典、册。既有文献，且有专门史官管理。史官对这些文献进行有目的的收集、积累、整理和储藏，是为古代典籍收藏的雏型。

西周至春秋时期，史官增多，有专司文件起草与发布，典籍管理与提供检阅利用的史官。史载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各诸侯国亦有史官专门记言记事。官守其书。先秦文献记载有策府、天府、盟府以及室、周室、藏室等称呼，可能是分别收藏文献的处所，并由史官管理。史官对典籍产生、收藏、传播和利用起着重要的作用。战国以前的这种藏书室就是中国图书馆的起源。

封建社会的藏书楼

战国至清代末叶，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的巩固，促进了官府藏书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兴盛。写本书的盛行和印刷术的推广，学术文化的繁荣，促使私家藏书连绵不绝。宗教的传播，为佛寺、道观藏书提供了有利条件。书院的创立和发展，促成了书院藏书系统的建立。

秦汉的宫廷中都设置专门官吏管理图书典籍。秦末焚书，先秦图书遭受损失。汉初，宫廷中建造专门楼阁贮藏图籍，如天禄阁、麒麟阁、石渠阁。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宫廷藏书初具规模。西汉末，朝廷中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初步建立起宫廷藏书与官署藏书。刘向等整理官府藏书，使藏书制度逐步完善。西汉末，藏书散失，但东汉之兰台、东观仍为朝廷中重要藏书和校书的机构。恒帝延熹二年(159)朝廷设置秘书监，官府藏书开始有专门机构进行管理。私家藏书在战国时出现，但当时藏书家不多，藏书数量不大。两汉私人得书较易，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又需要自备藏书，私家藏书逐步增多。宗室刘德、刘安和学者扬雄、马融、蔡邕都有藏书，有的达数千卷。

三国以后，图书以纸写本为主，书用纸卷写作，制作方法简便，利于流传，图书数量激增，从而全面促进各种藏书处所的建立。三国两晋间，于秘书省下设秘书监，主管艺文图籍和著述、编纂，官府藏书迅速发展。晋之东观、仁寿阁，南朝宋之聪明馆、齐之学士馆、梁之文德殿，以及北朝北齐之仁寿阁、文林阁，后周之麟趾殿，都富有藏书。秘书监官吏众多、 分工明确， 不断进行官府藏书的整理、编目，积累了历代著作并收集当时行世的重要著述，还利用藏书培养宗室子弟和新进士子，官府藏书成为朝廷重要文化学术机构。官吏和文士皆以藏书相尚，晋朝张华有书30乘(车)，连官府也向他借钞。梁朝沈约有书2万卷。梁朝任昉藏书万卷，多异本，可补官府藏书之不足。佛教藏书因佛教的流行和道教的兴盛得以发展，佛教寺院既是译经、传经之地，也是佛教典籍收藏之所。两晋、南北朝寺院林立，藏经甚多，梁代宫廷中有华林园藏佛典，编成《华林殿众经目录》，著录佛经3700卷。定林寺编成《定林寺经藏目录》。道教典籍在逐步积累中也形成专藏。但按道教教规，典籍一般不广泛流传，只秘藏道教宫、观中。南朝刘宋的崇虚馆通仙台、齐的兴世馆、梁的华阳上下馆、北朝北周的玄都观、通道观等都富有藏书。

隋唐是中国藏书事业发达的时期。隋唐图书编纂与著述的兴盛，文化学术的繁荣，促使公私藏书空前兴盛。隋代秘阁藏书各写若干副本，以书轴装璜不同颜色区分等级，两京各有藏书多处，西京长安的嘉则殿、东都洛阳的观文殿，在藏书数量，书库装饰，管理秩序上都名噪一时。唐代官府藏书设置更多，如弘文馆、史馆、集贤书院，都是规模很大的藏书机构。各处均分设专门官员，由秘书省组织图书的收集、整理、抄录、入藏事务。唐代官府藏书在提供朝廷政事参考、编纂史书、校勘经典、培养宗室子弟与新选进士等工作中，都起过重大的作用。安史之乱，唐代官私藏书多有损失。唐末五代时，藏书又有继续发展。隋唐时期，私家藏书多集中京都等大城市及四川、江南等地，如李泌藏书称插架3 万轴。有些藏书家开馆供四方人士阅读。私家藏书在社会上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隋唐时，宗教藏书更趋兴盛。唐时长安有大兴善寺，洛阳有上林园设立译场，翻译佛教经典。玄奘回国带回佛典，于长安大慈恩寺译经，长安大慈恩寺、弘福寺等都有大量佛典收藏，封建统治者采取统一译经、抄写，分送各地寺院收藏的办法，使全国各地寺院大量收藏佛典。佛教僧侣还编制佛经目录。道教典籍的积累和收藏在唐代最为丰富。官府组织编纂与抄录，分送各地宫观，逐步形成唐代道教的藏书体系。

唐初，雕版印刷术发明后，逐步推广于民间。五代以后，印本书兴盛。从宋代至清末，出现各种印刷方法，图书生产和流通趋向专业化，官刻、私刻、坊刻系统形成，是中国古代藏书体系走向全面发展的重要时期。宋初在收集五代十国官府藏书基础上建立了庞大的官府藏书体系。公元 978年，崇文院建成。崇文院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院、西廊为史馆书库，分经、史、子、集 4库。又抽取珍善藏本别建秘阁。宫廷中还建有太清楼、龙图阁、玉宸殿、四门殿等藏书处所。专藏历代皇帝御笔文集、真迹、书画。北宋末，藏书多有散失，南宋在临安(今杭州)建秘书省，收藏和整理图书，并有补写所从事书籍抄写。此外，各地诸州学也建阁藏书。辽道宗时，有乾元阁。金章宗时，有宏文院。元代统一中国后亦广事收罗，元文宗时，有艺林库，皆以书籍积累众多闻名。宋以后，私家藏书遍于各地。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皆以藏书辅助写作活动。如江正、李昉、宋敏求、王钦臣等。司马光藏书注意保护， 传为佳话。 李公择置书于庐山僧舍，可供众人阅读。蜀之晁公武，浙之陆游，闽之郑樵，江南之尤袤、陈振孙、周密等，皆是著名藏书家。由于藏书版本增多，数量剧增，私家藏书目录相继编制和流传，部分藏书家藏书公开，亦有利于文化交流与学术发展。和官府、私家藏书相互辉映的还有书院藏书。书院是宋元时兼有讲学、研究、进修诸种职能的文化教育机构。宋代如白鹿书院、岳麓书院、睢阳书院、嵩阳书院皆备有书籍，供学者和生徒使用。书院藏书的来源，有朝廷赐送、私人赠送、书院自行购置等。藏书有专门楼库收藏，并有专门人员管理。藏书利用甚为普遍，在各种藏书类型中别树一帜，特别在书院教学、著述和研究活动中发挥了巨大的辅助作用。

明清两代是古代藏书事业最为繁荣的时期。明初，明太祖朱元璋收集元朝遗留图书，置于文渊阁。明成祖朱棣编纂《永乐大典》时，广泛利用文渊阁藏书。1407年，《永乐大典》编成，入藏于文渊阁，后迁至北京。明代中期，整理文渊阁书籍，并编制目录。嘉靖时还建造了皇史宬，建筑全部是石头结构，收藏皇帝事迹、实录、宝训、玉牒于金匮中，取“金匮石室”之意，至今无损。宫廷中亦设置多处藏书楼阁。此外，国子监等官署亦编书、印书、藏书。各地州县学亦积累藏书，成为地方性官府藏书。清立国后，除保留文渊阁藏书外，并建立了多处藏书楼阁。乾隆帝弘历在编成《四库全书》后，分别抄写 7部，并建楼收藏，其中江南三阁供士子借读，可视为公共藏书楼(见四库七阁)。此外，宫廷中有养心殿的“宛委别藏”，还有五经萃室、紫光阁、南薰殿、味腴书屋等处收藏图书。刻书处武英殿，官署的翰林院都有藏书，形成了庞大的官府藏书体系。1776年，设立文渊阁职官，有领阁事、直阁事、校理、校阅等官吏，直接管理整个官府藏书的工作。在近代频繁的战乱中，清代各处官府藏书楼，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四库七阁中的文宗、文汇、文源等阁彻底被焚毁。明清时期，私家藏书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巨大影响。明初，私家藏书继承元代私家藏书的遗风，并略有发展，如明宗室和诸大臣均富有藏书。明代中期后，江南藏书家唐顺之、王世贞、刘凤、钱谷、沈节甫、茅坤均名著一时，特别是嘉兴项元汴的天籁阁，鄞县(今浙江宁波市)范钦的天一阁均为较大藏书楼。万历以后赵琦美的脉望馆、毛晋的汲古阁、祁承的澹生堂和陈第的世善堂、徐的红雨楼等，在私家藏书中又属佼佼者。明末清初，江浙继起的藏书楼有钱谦益的绛云楼、黄虞稷的千顷堂、徐乾学的传是楼、曹溶的倦圃、朱彝尊的曝书亭，皆名重一时，尤以黄宗羲之续钞堂，其钞书目的和藏书利用为时人所称道。清乾嘉年间，学术研究的繁荣，促使私家藏书楼遍及各地，并出现嗜书成癖的收藏家，专收宋元版本的鉴赏家，从事书籍校勘整理的校雠家，黄丕烈、周仲涟、顾之逵、吴又恺被称为乾嘉四大藏书家。鲍廷博、卢文弨、顾广圻、孙星衍、张金吾等亦以藏书、校勘、刻书闻名于世。鸦片战争以后，各地藏书之风仍然兴盛，如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聊城杨氏海源阁、归安陆氏皕宋楼，被称为清末四大藏书楼。至于苏州潘氏宝礼堂、江阴缪氏艺风堂，以及海盐张元济、江安傅增湘、德化李盛铎、武进董康、长沙叶德辉、吴兴刘承干（见嘉业堂）等，都在藏书家中占有重要地位。明代以后，各地书院继续发展，全国书院达1300 多所，书院由政府控制，其作用由讲学发展而至考课。书院藏书不仅为山长教学所必需，而且可供生徒学习参考，故普遍建成藏书楼，藏书数量和管理方法更趋完善。清代书院更为发达，成为讲学、研究、著述兼备的学术研究和教育、文化机构。藏书来源更为多样，书籍内容广泛，藏书楼有专门管理人员，兼制定管理条例与规则，成为书院重要辅助部分。1901年，清廷诏令各省省城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各府厅书院改设中学堂，州县书院改设小学堂。书院藏书成为各地中小学校图书馆藏书的重要来源。

近代图书馆事业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政治、经济的衰落，农民战争的冲击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改变了延续2000年的封建文化传统。近代图书馆兴起于19世纪末叶，改良维新派人士首先倡导公共藏书楼的开设。1896年李端棻上书，请求于京师及十八省会设立大书楼(图书馆)，“许人入楼观书”(《请广学校折》)。1898年维新派梁启超等创设学会藏书楼，作为学会活动和会员研习西方政治学说的场所。各地成立的学会附设藏书楼，它们有明确的办理宗旨，有藏书和借阅制度，各种阅览活动吸引了广大读者，已具有公共图书馆的性质。与此同时，新式学堂的设立，也促使专门图书馆开始出现。1904年，湖南、湖北开始出现正式以“图书馆”命名的省级公共图书馆。至辛亥革命前夕，全国大部分行省均先后倡设省级公共图书馆，1908年倡设的省份有江苏、直隶(今河北)、山东、奉天(今辽宁)等省；1909 年倡设的有安徽、浙江、河南、吉林、黑龙江、广东、云南、陕西等省；1910年倡设的有四川、甘肃、广西等省。实际上多数省份的图书馆至辛亥革命后才正式开馆。1908年，清廷学部筹办京师图书馆。此外，在辛亥革命前，各种类型的图书馆纷纷出现，包括私人图书馆，如1904年开办的绍兴古越藏书楼；学校附设图书馆，如1902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机关附设图书馆，如1906年建立的邮传部图书馆；在上海等地还出现了资本主义国家传教士设立的图书馆。1910年清廷颁布《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明确规定，“图书馆之设，所以保存国粹，造就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子检阅考证之用，以广征博采，供人浏览为宗旨”。

辛亥革命以后， 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12年，江翰任京师图书馆馆长，京师图书馆正式开馆。该馆由夏曾佑、周树人(鲁迅)等筹划奔走，藏书逐步充实。1928年，改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次年，蔡元培任馆长。1934年，馆藏已达40万册，其读者服务与书目工作的开展，使国立北平图书馆成为国内藏书中心和书目工作中心。

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图书馆规程》、《通俗图书馆规程》，促进了各省市图书馆和通俗图书馆的建设。据1916年教育部公报公布全国共有图书馆 260所，其中以独立图书馆命名的22所，以通俗图书馆命名的 238所。通俗图书馆发展最多的是河北、山东、河南、福建、浙江、湖北、湖南等省。

学校图书馆的发展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就。辛亥革命后，除原有的少数学校外，国立大学、学院和专科学校建立颇多，它们都着手建立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李大钊负责馆务后，藏书内容和工作方法多有变革，1923年馆藏达18.4万册，为各校藏书最多者。清华学校1920年藏书量达 5.3万册。1919年后，这些学校图书馆分别延聘回国留学生担任馆职，重视新的科学技术书籍的收藏，制定新的管理条例与规定，采用科学分类法与编目条例，改变工作制度，方便读者利用，成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中工作最富有生气、馆藏最为丰富、服务效果最显著的一部分。

1921年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工人集中的地区开展宣传组织工作的深入，出现了少数工人图书馆，如天津工人图书馆、唐山工人图书馆和南方工矿区工人俱乐部，这些工人图书馆收集通俗图书，目的在于增进工人知识、促进工人觉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工农运动高潮的湖南等地，还设立了农村图书馆。早期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和影响下，曾出现少数进步图书馆，如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创办的湖南青年图书馆，李大钊支持设在北京大学的"康敏尼特"图书馆。1921年，由上海进步青年筹办的上海通信图书馆，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逐步成为颇有成绩的图书馆。

1927年后，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迅速。除国立北平图书馆作为国家图书馆外，南京国民党政府亦于1928年筹建中央图书馆，1936年正式开馆，1937年藏书达18万册。这一时期，全国各省市图书馆数量达到近代图书馆史上的最高峰，据第二次《中华民国教育年鉴》统计，1935年，全国各省单独设立的省市图书馆达34所，其中藏书量超过10万册以上的有14所，藏书最多的有浙江省立图书馆(32万册)、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21万册)、云南省立昆华图书馆(20万册);附设于民众教育馆的图书部达990所，其中浙江、山东、河北3省，每省均有100所以上。学校图书馆的发展也颇具规模，据第一次《中华民国教育年鉴》统计，1931年，全国公私立大学及学院73所，其附设图书馆共藏有图书 270万册，平均每校的图书馆藏有图书4.5万册，藏书量达20万册以上的有国立中山大学、私立燕京大学、国立北京大学，藏书10～20万册的学校图书馆有6所，5～10万册的有13所，接近5万册的有36所，藏书达1万册的有13所。全国专科以上学校30 所，其附设图书馆共藏有图书30万册，平均每校的图书馆藏有图书1万册，其中藏书最多的是福建法政专科学校和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专门图书馆的发展不平衡，大都集中于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私人开办的图书馆中，如商务印书馆附设的东方图书馆，1931年藏书量达50万册。上海私人开办的图书馆还有申报图书馆等。此外，研究机构图书馆中以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最著名，国民政府机关图书馆和其他社会团体图书馆也有一定规模。上海徐家汇藏书楼作为教会图书馆，30年代藏书量达20万册。

1928年以后，在中国工农红军创建的江西苏区中 心瑞金等地，于1932年曾创办中华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以苏区政府工作人员、红军官兵、工农群众为读者对象，积极从事为革命战争服务的图书流通借阅工作。当时还有大量机关图书馆、学校图书馆，虽然藏书数量不多，工作水平有限，但他们的图书利用和服务效率很高。

在上海等大城市中，还创办了如蚂蚁图书馆、申报流通图书馆等进步文化团体图书馆，这些图书馆主要以宣传进步文化，加强读者指导，团结进步青年，扩大革命影响为宗旨，在上海学生、市民和部分职工中曾产生广泛的影响。

1937年，中华民族全面抗日战争开始，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沿海和内地大城市图书馆遭受重大损失。早在1932年，上海东方图书馆遭到日本空军的轰炸，藏书全毁于火。1937年后，天津南开大学、上海暨南大学、长沙湖南大学和浙江、上海、南京等地的图书馆，也遭受重大损失。东北、华北等地图书馆则全部被日军窃夺和控制，部分馆藏甚至被偷运至日本。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书转运至内地。新办的国立西北图书馆、国立罗斯福图书馆也只能以有限的经费来维持馆务。但是，抗日战争期间的国立图书馆在收集整理抗战文献、抢救部分藏书家散出的珍本秘籍，推动大后方地区图书馆事业方面也曾作出积极的贡献，如国立北平图书馆在1947年的馆藏和代保管的图书总计达115万册。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7年，全国28省、6市共有图书馆46所，统计有藏书的24个馆总藏量为 264:2万册，超过10万册的有11个馆，如浙江省立图书馆33万册，湖北省立图书馆30万册，台湾省立图书馆25万册。1947年，全国通俗图书馆716所，比战前略有减少，学校图书馆(包括国立和私立大学、 学院、 专科学校和中小学) 计有1492所，全国社团机关图书馆减少更多，以上数字说明近代图书馆在1937～1949年期间趋向于衰落。

1937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解放区，由于实行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政策，开展广泛的文化教育活动，图书馆事业相应得到迅速发展。1937年5月，延安中山图书馆成立，此外还有鲁迅图书馆、绥德子洲图书馆，并成立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等机关院校图书馆。这些图书馆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下积极积聚藏书，加强图书流通工作，为抗日战争的总任务服务，取得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显著的工作成绩，他们的干部和工作经验，促进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山东等解放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了物质和人员方面的准备。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