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Qingdai shangren ziben

[外文]：merchant capital in the Qing dynasty

指中国从清代初年至鸦片战争前随着国内市场的扩大、经营方式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商业资本。

清代自康熙时经济恢复，迄1840年鸦片战争百数十年间，城市和镇市商业日趋繁荣，大商人资本除明代已甚显赫的徽商、晋陕商、闽浙海商外，又有粤商、宁绍商、京帮、沙船商和垄断对外国商人交易的广州行商等兴起。他们的资本常达几百万两。逾千万两者亦非罕见。

清代前期的国内市场，在东西贸易上有突破。最重要的长江航道，明代主要利用其中下游，并集中于下游。清初开拓宜昌至宜宾段货运，直入川江；乾隆初并在宜宾以上疏凿险滩，一度开通金沙江航道，形成全线通航的新局面。珠江水系航运的发展，以及黑龙江、松花江之开拓商运，都在清代前期完成。南北贸易亦有重要发展。北洋海运航线的重新开通，补偿和代替了日趋淤塞的大运河货运，而费用有所节省。由长江经江西赣江和经湖南湘江南通广州的两条水陆联运商路，也在明代开发的基础上日臻发达。迄鸦片战争前，内河航运路线已逾五万公里，南北洋海运约达一万公里。商路的开拓为商业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宜宾、泸州、重庆、岳阳、长沙、湘潭、营口、吉林、扶余、嫩江等商业城市都是在这期间兴起的；而汉口之由荒洲一跃而成“九省通衢”的华中贸易中心，尤为瞩目。同时，在各省区，特别是南方，涌现了大批商业镇市，有些人户规模超过了所属州府县城，如苏杭的乌青、菱湖、濮院、新塍，扬州的白蒲，江西的河口、樟树，广东的佛山，都是烟火万家，市肆栉比，成为粮、棉、丝、麻、纸张、药材等集散市场，有的成为全国性市场的起点。

随着市场的扩大，清代前期的商业资本不仅数量增大，在经营方式上也起了变化。

明代的大商人资本，大部分还是从事贩运贸易的客商，他们到交易城市投行，属流动性质。清代，则在交易城市占籍者日益增多，他们在产地和销地设立庄号，自营收购、批发以至零售业务，因而商人会馆（见商人会馆和公所）迅速发展。商人会馆是从一个地区来的客商，团结起来对付交易城市中本地商人的排挤而成立的组织，它也要求摆脱本地牙行的居间垄断，争取自由贸易。这种组织并逐渐由地区性的会馆向行业性的会馆、公所转化，成为日后同业公会、商会的嚆矢。这不仅表明商业资本的发达，也表明资本职能的变化，以及逐步向近代化方向发展。

明代的大商人资本是以具有封建特权的盐商为首，其经营茶、丝、木者也与封建政权关系密切。清代的大商人资本仍保持这种特性。但在国内市场上，棉布的交易额已远超过盐，仅次于粮食，居第二位。其他日用品，特别是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品的交易也都增加。乾隆时逐渐废除官茶，到嘉庆时，茶引已成虚设。道光前后，逐步取消了世袭专利的盐商，改行票法，认票不认人。同时，漕粮也改海运，由商人经营。惟具有垄断特权的广州行商，成为最富有的商人资本，但为数不多，仅限于对外贸易。总的来说，商业资本的封建特权性质日趋衰替，自由竞争已是商品贸易的主流。

清代商业资本仍和地主经济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许多商人本身就是地主，商业利润又大量转投于土地，但商业资本的组织形式有所变化。大商人资本中，家族制仍盛行，但异姓合伙组织日趋发展。同时借贷资本已颇流行。有记载说，徽商“虽挟资行贾，实非己资，皆称贷于四方大家，而偿其什一二之息”（康熙《徽州府志》卷八），这就扩大了商业资金的来源。在经营上，总分号的制度已渐推行，又有东西方制，东家只负责筹集资金并分取利润，西方称掌柜负责业务经营，各分号常各有西方负责人，形成一批专业的经理人阶层。劳动方面已甚少明代那种役使奴仆经商的制度，主要是招收学徒。商业学徒多属亲族同乡介绍，管理上有浓厚的封建家长制作风，出师期长，备受煎熬，不过出师后多半可以自立门户。在许多行业中保留着行会习例。

在明代，即有部分商业资本从商品购销中分离出来，投放于钱店、典当，但还未形成典型的金融业。清代，商人投资于钱庄、票号者日多。钱庄主营存放款，为本地贸易服务；票号主营汇兑，有利于埠际贸易。商业取得金融便利，遂得进一步发展。在清代前期，商业资本已通过贷款、预买等形式参与以至控制了部分农业生产；在冶铁、丝织、制瓷、井盐、造纸、制糖、制茶、制烟、酿酒、榨油等手工业中，都有商业资本参与并发展了这些行业中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但是，迄鸦片战争前，商业资本并无向产业资本转化的明显趋向。只矿业以及海运方面，清政府实行招商政策，有些大商人资本投入。商业资本的发展，无疑地对于原来的封建制生产方式或多或少起着解体的作用，但迄鸦片战争前，这种作用还十分微弱。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的入侵和本国资本的兴起，才逐渐出现了中国近代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