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裕民
2023-02-02
更新时间：2023-02-03 01:28:21作者：百科
[拼音]：Song-Yuan-Ming kaogu
中国考古学中按朝代划分的一个阶段。始于北宋，止于明亡，即从960～1644年，包括北宋、南宋、辽、金、元、明等朝代。其中辽代从阿保机建契丹国开始，则应起自907年。属于这个时期的遗迹，遍布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境内。宋元明考古在中国考古学中是时代最晚的一个阶段。与上阶段的考古相比较，它有以下四个特点：
（1）宋元明时期属于封建社会后期，民营手工业有很大发展，小商品生产发达。
（2）文献与绘画等可与考古资料相印证的材料丰富，地面上存留的遗迹和建筑物增多，研究领域扩大。
（3）宋元明时期的民族关系复杂，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北方的辽、金、西夏和元都是古代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元朝是北方蒙古族建立的统治全国的政权，他们在风俗习惯和文化意识方面都有自已的传统，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他们的文化与汉文化相互交融。明代则长城以南统一于汉族。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又和宋元时代不同。
（4）从晚唐五代开始，人们的生活习俗发生了很大的变革。在考古学上反映最深刻的是人们起居方式的改变，桌椅等家具出现后，到北宋时期结束了自古以来席地而坐的习惯，居室内的陈设改变了，人们的起居活动从低矮向高处发展，日用器皿也从地上移至桌几上，它们的形态和装饰花纹的部位都起了变化。
宋元明考古是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畴，它用考古学的方法，通过对遗迹遗物的研究，来阐明宋元明时代的历史发展规律。它和以文献资料为主的历史研究，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早在明代初年（14世纪中叶），以古物鉴赏为主的《格古要论》一书中即有对宋瓷的论述。近代关于宋元明考古的重要发现，主要是宋元时代的，计有1920年左右发现的宋代钜鹿故城址，出土了很多瓷器、漆器和木器家具等遗物。30年代初开始，中国学者陈万里调查了浙江的瓷窑遗址，对越窑和龙泉窑的青瓷器作了研究。与此同时，中国营造学社调查了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地的宋、辽、金、元的古代建筑。另外，对金中都、元大都和明代南京城也作过一些地面遗迹的调查，并结合文献进行研究。用科学方法进行的考古发掘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四川发掘宋墓。
外国人所作的宋元明考古，有法国传教士闵宣化对内蒙古东部辽代城址和陵墓的调查，日本的鸟居龙藏也专门对辽代的遗迹作过调查。日本侵华期间，日本人在东北和内蒙古地区进行了多次辽、金、元时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较重要的有辽庆陵的发掘，辽上京遗址和祖州城的调查，建平（叶柏寿）等地辽墓和赤峰缸瓦窑辽代窑址的发掘，金上京遗址、金完颜希尹墓和完颜娄室墓的调查，抚顺大官屯金代窑址的发掘，元上都遗址的调查，百灵庙景教寺院和景教徒高唐王阔里吉思墓的发掘，以及元代居庸关过街塔的勘测等。至于内蒙古西部的西夏至元代的黑城遗址，从19世纪末叶以来，俄国人П.К.科兹洛夫、英国的A.斯坦因都先后作过调查和发掘，攫去大批文书、印本经籍和艺术品；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也曾在此作过调查。
建国后，宋元明考古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作了许多调查和发掘工作。各地发掘的比较重要的宋墓有：河南禹县白沙宋墓，安徽合肥北宋包拯家族墓，江苏淮安杨氏家族墓，江苏金坛南宋周瑀墓和福州南宋黄昇墓。辽墓的发掘主要是在内蒙古自治区和辽宁省境内，如赤峰辽驸马墓，义县清河门辽墓，法库叶茂台辽墓和乌盟察右前旗豪欠营辽墓。金、元墓葬的发掘，重要的有河北新城金代时立爱父子墓，河北井陉柿庄金代尹氏家族墓，山西侯马、孝义和河南焦作金、元雕砖壁画墓，山西芮城蒙古时期宋德方、潘德冲墓，大同元初冯道真墓，安徽安庆元范文虎墓，西安元代贺氏墓和苏州元末张士诚母曹氏墓等。明代墓葬发掘最重要的是北京明定陵，其次是山东曲阜明鲁王墓，四川成都蜀王世子墓，山西、江西的明代诸王墓和南京、北京的许多明代异姓王侯墓。
宋元明时代的城市遗址的调查和发掘主要是宋元时代的。1959～1960年，全面勘测和部分发掘了内蒙古宁城县的辽中京遗址。辽上京遗址在1962年作了勘测。1965～1966年，对北京的金中都遗址进行了勘测。北京元大都遗址的勘测和发掘，从1964～1974年用了10年时间。此外，还在内蒙古地区调查了许多元代城址，如呼和浩特市东郊的丰州故城、乌盟察右前旗的集宁路故城和昭盟克什克腾旗的应昌路故城等。在西安发掘了元安西王府的宫殿基址。近年对安徽凤阳的明中都城遗址，也作过一些调查。金元时期的农村遗址，已发掘的有辽宁绥中城后村金代居住遗址和辽宁新民前当铺元代居住遗址。金代界壕遗迹的调查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已基本上搞清楚了它的分布和形制。
宋元明时代的手工业遗址，如河南鹤壁市发现的北宋晚期煤矿遗址，河北邢台、安徽繁昌和福建同安等地发现的宋代冶铁遗址，都作过调查和发掘。数量最多的是分布于20个省、市、自治区的宋元明时代的瓷窑遗址，经详细调查或正式发掘的重要窑址有浙江的龙泉窑，江西的景德镇窑、吉州窑，福建的建窑、德化窑和泉州窑，河南禹县的钧窑，陕西的耀州窑，河北的定窑和磁州窑等。
塔基的发掘为这个时期的佛教考古提供了资料，如河北定县北宋塔基、北京房山辽代塔基和浙江金华北宋万佛塔塔基都是较重要的发现。另外，还发现了一些窖藏，如湖北黄石南宋铜钱窖藏、四川德阳宋代银器窖藏、河北保定和定兴元代瓷器窖藏、安徽合肥和江苏金坛元代银器窖藏，也是重要的发现。
宋元明时代地面遗迹和建筑的调查，也是以宋元时代为主，如山西芮城永乐宫元代建筑群和壁画，山西繁峙岩山寺金代建筑和壁画，浙江宁波保国寺北宋大殿，四川江油云岩寺南宋飞天藏殿，西藏的元代寺院。关于泉州宗教石刻的搜集和整理，也为这个时期的考古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按朝代区分为宋、辽、金、元、明5个时期，西夏、大理和西藏不包括在5个朝代之内，它们在地区和时代上都自成一个系统。
宋代考古可分为 3期，前期自北宋统一至英宗时期(960～1068);中期自英宗以后至北宋亡(1068～1127)；后期为南宋时期(1127～1279)。也有先分为中原、江浙皖、湖广和川贵4区，然后再进行分期的。中原地区只限于北宋，分为前、后两期，北宋亡后，中原地区则被金所取代。
辽代考古可分为前、后两期，两期的分界线在重熙时期（即1030年左右）。辽代前期应包括自 907年辽太祖阿保机建国的契丹时期，这个时期的考古遗迹较少，到951年辽穆宗以后才逐渐丰富起来。近年来，关于契丹早期遗迹遗物的探索是颇引人注目的问题。辽代考古的分区问题，也是近年才提出来的，辽上京和西拉木伦河流域的辽代北部地区和燕云十六州的辽代南部地区，是有区别的。
金代考古分前、后两期，前期自金太祖建国至海陵王正隆五年(1115～1160)，后期自金世宗大定元年至金亡(1161～1234)。
元代考古也分前、后两期，前期自元太祖建国至元世祖至元十六年统一全国(1206～1279)，绝大部分是蒙古时期。后期从至元十七年至元亡(1280～1368)，是元代统一全国的时期。
明代考古因为文献资料多，而考古工作做得少，一般不再分期。
宋元明时代的城市考古有两个新情况，一是宋元明时代中原和南方的城市，大部分在原地延续至今，即今天的城市压在宋元明时代的城市上面。这种情况不利于开展考古工作，对这些古代城市应如何进行考古，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二是宋元时代编纂地方志的风气渐盛，明代基本上已普及到府、县志的编纂。地方志中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宋元明旧城的遗迹，有的并画出了相对位置比较准确的城市街巷示意图，这为复原宋元明时代的城市平面提供了重要依据。
古今重叠的城市的考古工作，元大都的勘察即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探索。元大都城址约三分之二被明清北京城所沿用。钻探和发掘证明，今天北京内城（亦即明清北京内城）的许多街道胡同，仍保持着元大都街道的布局，说明一个古代城市的街道布局形成以后，是很难作全局性的改变的，这个规律对进行古今重叠类型的城市考古有重要意义。充分利用文献和旧图所提供的资料，以现存遗迹建筑为点，以可以肯定的旧街道为线，排除后代改建的变异，是可以基本上复原宋元明时代旧城的平面布局的。
宋元明时代与隋唐时代都城规划的最大变化是封闭式的坊制被开放式的街巷所代替，这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是一次巨大的变革，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后期阶段。对开封汴梁城的详细平面布局虽尚待考古勘测复原，但封闭式的坊制已被开放式的街巷所代替，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目前所知最典型的开放式街巷是元大都的街道，在南北大街(纵街)两侧对称地等距离地排列着东西向的平行胡同，这些规整的街巷一直沿用至今。
宋元明都城规划的另一个变化是宫城位置的改变。从汴梁城开始，宫城皆居全城的中央，皇城（或内城）包围着宫城，其外再设大城，形成了以宫城为中心的重城式的布局。这与隋唐都城的宫城居全城北部、宫城前设皇城的布局相比较，宫城的地位在全城之中更加突出。宫城地位的加强还表现在对中轴线两侧建置的安排上。明代初年的南京城和凤阳明中都城表现得尤其明显，宫城前左为太庙，右为社稷坛；皇城前左侧为中央官署，右侧为五军都督府。明代北京宫城和皇城前中轴大路两侧的建置完全按南京的规制。礼制建筑和中央的军政官署集中在宫城前中轴大路两侧，是皇权至上的思想在都城规划中的反映。对全城中轴线在通过宫城后的终止点，也有意识地作了安排。元大都的中轴线终止在万宁寺的中心阁上，到明永乐时北京城的中轴线则终止在鼓楼和钟楼上，充分发挥了这两座高层建筑在全城中的稳定作用，这在都市规划上是成功的设计（见明北京城）。
辽金都城与宋元都城不同，以辽上京和金上京为例，它们都分南北二城。辽上京的北城为皇城，是宫殿之所在，南城为汉城，是工匠和被俘虏的汉人所居之处。金上京南城西北部为宫殿区，北城为居民和工商业区。辽金都城的南北城之制，是辽金初期奴隶制残余的产物，随着封建化（汉化）的加深，则又出现了摹仿北宋都城制度的辽中京和金中都。至于元上都，它是一座离宫式的城市，规划布局自有其特殊的形式。
宋元明时代地方城市发展很快，在数量上与规模上都超越了前代，特别是工商业的发达，对地方城市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根据近年的调查和分析，宋元明时代的地方城市，按其布局可以分为4种类型：
（1）方形十字街式，这是唐代以来的形式，城平面多为规整的正方形，城内开十字街，城垣每面正中各开一门。这种类型的城市多见于中原和北方地区，如山西的大同、北京的顺义等，是当时地方城市中最流行的布局，一直到明代新建的城市，也还采用这种布局，如江苏的奉贤城。
（2）方形（或长方形）丁字街式，城一般多作南北稍长的近似方形的平面，东、西、南城垣正中各开一门，城内开“丁”字街，东西门之间的横街将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为衙署（或王府）、庙学所在，衙署居中，向南有大街通南门，南大街两侧为居民市肆，如内蒙古昭盟克什克腾旗的元代应昌路故城和江苏南通的元明通州城，都是这种布局。
（3）长方形纵街横巷式，这种形式的城市多见于江南地区。衙署在城的中央或偏于一方，南北主干大街（纵街）之间由平行的东西向小巷（横巷）构成街道网，大街常傍小河，形成了河、路并行的水陆交通线，很有地方特色。典型的代表是苏州的宋代平江府城（见平江图碑）。杭州的临安城也属此种类型，南宋改为“行在”后，只将府衙扩建为宫城，城市的布局并未变化。
（4）不规则形的城市，它们多处于南方丘陵或滨水地区，城垣依地形呈曲折状，城内的街道亦多随地势河湖而弯曲转折，没有一定的规律，如宋元时期的泉州城和广州城。还有一些是在水陆交通干线上发展起来的商业城市，自由发展的结果往往使城市成为不规则的狭长形，如沿长江岸边的宋代沙市城。
宋代帝陵的布局基本上仍沿袭唐代的制度，只是陵园的规模较小。北宋八陵皆在巩县，帝陵墓室上建方形陵丘，陵丘四周筑平面正方形的夯土神墙，每面正中各开一神门，四角建角阙，南神门外立石象生、石望柱、乳台、鹊台，陵丘前南神门内为献殿，即所谓“上宫”。后陵在帝陵之北，布局与帝陵相同，规模比帝陵缩小一倍。北宋帝陵亦有“下宫”（即唐代之寝宫），在帝陵西北、后陵之前，与唐陵下宫在帝陵之西南的方位不同(见巩县宋陵)。南宋六陵攒宫（即暂时安厝的葬身地）皆在绍兴，元灭南宋后被破坏，现在地面上已无痕迹，从文献记载中看亦有“上宫”、“下宫”。辽陵多依山为陵，陵前有享殿（献殿），置奉陵邑和守陵户（见辽庆陵）。金陵被明人破坏，布局不清。元人无陵。明初营建的朱元璋父母的凤阳皇陵是继承宋陵的，但废止了上下宫之制，扩大了方形陵丘前的献殿，陵园的内城改为平面长方形的砖墙，陵丘在内城后部。同时，改变了秦汉以来帝后不同陵之制，改为帝后合葬。到营建明孝陵时，将秦汉以来的平面方形的陵丘，改为平面圆形前建方城明楼的宝城式陵丘，陵丘前建祾恩殿及平面长方形的砖砌神墙。这在帝陵布局上是一次很大的改变。北京昌平的明代诸陵皆遵此制。清代帝陵陵丘宝城与方城明楼之间增加了月牙城，又恢复了帝后不同陵的制度。
根据目前的研究，宋墓可以分为五区：
（1）中原北方地区，指黄河流域及其以北的北宋疆域内的地区。这个地区的北宋墓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大体上以神宗熙宁元年(1068)为两期的分界。前期以土坑墓为多，也有砖室墓，砖室墓中有简单的仿木建筑，随葬品以瓷碗、罐为主，有时也有较精美的瓷器。后期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流行，河南禹县白沙宋墓是已发现的此类墓中仿木建筑最复杂的，壁画以表现墓主人夫妇家居“开芳宴”为主要题材（见彩图）。墓中随葬品稀少。砖室墓中也有平面长方形券顶的，夫妇合葬的还有双室并列的券顶砖室墓，这类墓葬中有较多的日用器皿随葬。河南方城盐店宣和元年(1119)彊氏墓中发现了100余件石雕的家具、 生活用品模型和男女仆侍俑，则是中原宋墓中所罕见的特例。
（2）长江中下游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地区。这个地区的北宋墓以竖穴土坑墓为主，也有平面长方形的砖室墓，随葬品较中原北方地区的墓为多，都以实用器皿随葬，有瓷器、漆器和铜镜等装饰品，瓷器以影青瓷器为主。南宋时期长方形砖室墓数量增多，且多两室并列的夫妇合葬墓，即所谓“同坟而异葬”。随葬品中出现龙泉青瓷器，时代愈晚，数量愈多。
（3）湖广地区，指湖南、广东和广西。墓葬形制基本上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相同。随葬品以陶器为主，特别是形制特殊的多角罐和堆塑陶坛是这个地区宋墓中特有的明器，两广宋墓中出土的堆塑陶坛尤其复杂，有蟠龙龟蛇、楼阁亭塔、乐舞人物，有的还贴塑佛像。
（4）赣闽地区，指江西和福建。江西宋墓除砖室墓外还有石椁墓，随葬品以陶俑为主，包括四神十二辰俑和神煞俑，福建宋墓中还有石俑，江西景德镇附近的南宋墓中多瓷俑。江西宋墓中流行随葬龙虎瓶，特别在南宋墓中，龙虎瓶是必备的明器。福建西北部的宋墓除随葬龙虎瓶外，还流行随葬多角罐。
（5）川贵地区，指四川和贵州省乌江北岸地区。四川宋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长方形砖室墓，集中发现在以成都为中心的平原地区，多双室或三室并列。北宋时多随葬陶器，很少发现陶俑；南宋时多火葬，墓室缩小，出现上下层之间铺以石板的双层墓，随葬品以陶俑为主，淳熙(1174)以后俑上施釉，嘉定(1208)以后流行三彩俑，陶器中以双耳罐、三足炉和蟠龙提梁罐最具特色。另一种是带雕刻的石室墓，分布于近山区的地带，也多是双室并列，有的有前后两室，室内刻简单的仿木建筑，近门处刻武士，四壁刻四神，后壁刻妇人启门状，也有刻孝子故事的。在贵州省乌江北岸也发现此类宋墓，遵义宋墓的后壁上刻墓主人坐像。
辽代墓葬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契丹贵族墓葬，多分布在辽代的上京和中京道内，东京道的西北部分也有发现，即在今内蒙古东部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以及辽宁西北部地区。第二类是汉族官吏或地主的墓葬，多集中在辽代的南京、西京和东京附近，即今北京、河北北部、山西大同和辽宁西部。这两类墓葬由于民族和葬俗不同，在墓葬形制、随葬品和葬式上都有区别。契丹人的墓或为砖室，或用石板堆砌，内壁围柏木板（椁室）。多殓以木棺，或将尸体直接陈于棺床上，流行在尸体上戴铜面具和穿铜丝网络或铜丝手套，以随葬马具和鸡冠壶为其特征。汉人墓多沿宋墓旧制，盛行火葬，用小型石棺装骨灰，随葬品以各种小型的日用器具模型等陶明器为主。 辽墓可分为3期，第一期自穆宗应历八年(958)至圣宗太平十一年(1031)，第二期为兴宗重熙时期(1032～1055)，第三期自道宗清宁元年(1055)至辽亡(1125)。
目前发现的金代初年墓葬较少，吉林扶余发现的石椁墓，随葬大量铁工具，可能是早期女真贵族墓。 河北新城时立爱父子墓和河北井陉柿庄6号墓，均为壁画墓，是金代初年的汉人墓。大定以后的金代墓葬发现较多，黑龙江绥滨县的墓葬，用羊距骨和桦皮桶随葬，尚保持着地方的民族习俗。中原和北方的金墓在不同的地区也各有特点。北京、朝阳和大同等地金墓多为石椁火葬，时有精美瓷器出土。河面焦作、武陟等地金墓以嵌伎乐庖厨人物雕砖为其特色。山西南部的新绛、侯马金墓则以雕饰繁缛的仿木建筑和雕砖而著称，如侯马董氏墓为此类墓葬的典型。这种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在山西中部和河北西部、河南、山东、陕西、甘肃等地均有发现。
元代早期墓葬主要是指从金贞祐年间南迁以后，即成吉思汗八年(1213)至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之间的蒙古时期的墓葬，较重要的有山西芮城永乐宫全真教道士宋德方和潘德冲墓、山西大同龙翔观道士冯道真墓，前者有满刻线画的石椁，后者墓室有壁画和衣物、木器、钧釉瓷器等随葬品。至元十七年统一全国后的元代墓葬，在陕西发现的多方形砖室墓，随葬品以陶制家具、家畜模型及大量黑色陶俑为主。四川元墓仍沿袭南宋墓的习俗，随葬三彩俑。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主要发现于山西，多画金银线帛斛斗库和饲养六畜，以及孝子故事等壁画，但是雕砖装饰简化，说明此类墓葬发展到元代已逐渐退化。南方的元墓沿南宋旧制，多砖室券顶，夫妇合葬仍为“同坟而异葬”的双室并列的砖室墓，特别注意尸体防腐，盛行厚葬，多用金银器皿随葬。苏州发现的至正二十五年(1365)吴王张士诚母曹氏墓，仿南宋诸陵攒宫石藏子的作法，在方形墓坑内的石壁、厢壁和石圹之间，用三合土灰浆浇灌，使整个墓圹结为一体，非常坚固。
明定陵是迄今发掘的唯一未被盗过的帝陵。另外，在各地还发掘了很多明代朱姓诸王和异姓王侯的墓，使我们对明代亲王陵墓制度的变化有所了解。一般官吏地主的墓葬，多为简单的长方形砖圹，但都更讲究棺椁密封与尸体防腐措施。明墓的随葬品多以生前遗物入葬，种类繁杂，出土了很多贵重的瓷器、漆器、金银器，甚至有些书画也被埋入墓中。有些王侯的墓中还出土了大量成组的仪仗釉陶俑或木俑，有的墓中还流行用铅锡制成的各种明器模型随葬。
宋元时代流行火葬，一方面是受佛教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宋代土地集中，贫者无地以葬，也促进了火葬的流行。河南、山西、陕西、四川等地发现的北宋末年漏泽园火葬罐，就是专葬无人掩埋的尸体的。明初严禁火葬，其俗衰微。宋元明时代在葬俗上的一个特点是焚烧纸明器。宋代墓葬一反唐代用大量陶俑等明器随葬的习俗，仅有少数碗、罐之类。当时很多偶人明器皆用纸扎糊，于葬前焚烧，因而出现墓中陶俑等随葬品骤然减少的现象。
宋元明时代手工业遗迹，除瓷窑遗址以外，经考古发掘的不多，主要是宋元两代的冶铁铸造遗址和煤矿遗迹。冶铁铸造遗址在河北邢台、安徽繁昌、黑龙江阿城和河南荥阳发现。在邢台宋代冶铁作坊遗址发现炼炉十余处，产品中有许多铸有“丰明”二字的铁斧。繁昌炼铁作坊遗址范围甚广，炼炉作圆形，用栗树柴作燃料，以石灰石为溶剂，只炼铁块，不造成品，是单纯的采矿冶炼作坊。黑龙江阿城五道岭金代铁矿冶遗址，规模很大，包括矿坑10余处，冶炼遗址50余处，但未发现铸范和铸件成品，也是一处矿冶作坊。河南荥阳元代冶铸遗址，是专门铸造铁农具的，已使用铜模，显示了元代铸造技术的发展。河南鹤壁市北宋晚期煤矿遗迹，有长500余米的4条巷道，是采用先内后外逐步撤退的“跳格式”的采掘方法，发现很多废弃工具，说明采煤工人很多，估计煤的产量也不少。
宋代制瓷手工业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北宋时期中原地区的制瓷业发展很快。经发掘的有定窑、磁州窑、耀州窑和钧窑遗址。各窑都形成了各自的独特风格。定窑产品以白釉瓷器为主，装饰花纹繁富，流行刻印花卉图案，北宋中期创造了覆烧的方法，提高了产量，在装烧工艺上是一次很大的改革。定窑遗址中曾发现过刻有“官”、“尚食局”、“五王府”字款的白瓷片，说明定窑有一部分产品是为官府和宫廷烧造的(见曲阳定窑址)。 河北定县北宋塔基中出土了100余件定窑白瓷，其中有十余件刻有“官”字款，胎薄釉润，造型优美，是定窑的上乘之作。
磁州窑是宋代北方著名的民窑，在今河北磁县观台镇。产品以碗盘为主，也烧造大型罐盆之类日用器皿，印有“张家造”戳记的瓷枕就是观台的产品。磁州窑瓷器用绘花、划花和剔花等技法，绘制黑、褐两彩的花卉禽鱼等图案，以明快流畅充满生活气息的构图而著称。属于磁州窑系的窑场很多，分布于河北、河南、山西一带，除观台以外，河南修武当阳峪窑址和汤阴鹤壁集窑址也很重要。
耀州窑是宋代北方专烧青瓷的民窑，产品种类很多，釉色沉稳，装饰花纹与定窑相似（见耀州窑址）。钧窑瓷器也属于青瓷，但它的釉色却是一种蓝色的乳光釉，深的作天蓝色，浅的如天青色，最淡的似月白色，在蓝色釉中利用还原铜的呈色作用烧出了红色，红蓝釉互相溶合又出现了紫色。北宋窑有各式花盆、盆托，以及洗、炉、尊、钵等器。有些是专为宫廷烧造的（见禹县均窑址）。
北宋末年，中原战乱，制瓷业停顿，北方的制瓷工匠南迁，促进了南方诸窑的发展。南方诸窑中最重要的是景德镇窑和龙泉窑。景德镇窑在宋代烧造青白釉（亦称影青釉）瓷器，由于采用并改进了定窑的覆烧装置，景德镇窑青白釉瓷器的产量有很大提高（见景德镇窑址）。龙泉窑是继越窑而起的南方烧造青瓷的窑场，分布于今浙江南部诸县中，而以龙泉县为中心（见彩图）。近年对龙泉窑址作了大规模的发掘，窑床都是依山而建的长达数十米的“龙窑”，在窑床附近发现了工作间、晾坯间和淘洗池等遗迹。龙泉瓷器在北宋尚处于初期阶段，受越窑影响较深。到南宋中期以后有较大的进步，烧成了代表龙泉特色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见龙泉窑址）。还有以烧造黑瓷著称的建窑，产品以碗盏为主，在漆黑色的釉上有闪银光的细条纹，状如“兔毫”；也有闪银光的圆点纹，犹如“油滴”。吉州窑也是南宋才发展起来的窑场，它多仿其他名窑，但又能创出新意，如仿建窑黑瓷时，能烧出黑、黄色混合如海龟壳似的釉色，称为玳瑁釉；又将民间剪纸的花样作为纹饰移植到瓷器上去，成为吉州窑的独特风格（见吉州窑址）。
辽金时期的制瓷业是在宋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年发掘的赤峰缸瓦窑址，出有“官”字款窑具，是比较重要的辽代窑址。辽代瓷器有独特的造型和釉色，如鸡冠壶、黄釉瓷器和造型别致的三彩盘碟（见彩图）。金代制瓷业是在大定以后恢复起来的，北宋以来的定窑、磁州窑、钧窑和耀州窑都仍在烧造。对耀州窑主要是发掘金代的遗迹，发现马蹄形的窑炉、晾坯场和工作间等手工业作坊遗迹。徐淮地区的萧窑，风格近似定窑，是北方制瓷工匠南迁后在这个地区新出现的窑场。
元代制瓷业在景德镇有突出的发展，印花卵白釉、在器里印有“枢府”款的瓷器，是最具时代特征的器物。尤其是青花和釉里红瓷器，表现了景德镇窑在元代的高超工艺。龙泉窑在元代也很发达。另外，德化窑、泉州窑，以及北方的磁州窑和专烧白瓷的霍州窑，也都很重要。
宋元时代，瓷器是最受欢迎的外销商品。亚洲、非洲各地都曾发现过中国宋元时代的瓷器。朝鲜和日本是大量发现中国古代陶瓷的国家。1976年在朝鲜新安海底发现的沉船中，已获中国宋元瓷器 16792件（1982年统计），其中主要是龙泉窑青瓷器和景德镇青白釉瓷器、“枢府”釉瓷器，还有建窑黑釉瓷器和吉州窑仿磁州窑的瓷器，也有少数钧釉瓷器。日本的本州、九州和四国等40多个县市，都曾发现过宋元时代的瓷器。日本称之为“珠光青瓷”，是福建沿海泉州、同安的产品。菲律宾出土的中国古瓷器已逾数万件，属于宋元时代的有龙泉窑和泉州附近诸窑的瓷器，还有一种青白釉带褐斑的小罐、小盒之类，都是专销菲律宾的产品。在文莱和马来西亚也有宋代瓷器出土，特别是马来西亚的沙捞越河三角洲地区，发掘出来的中国瓷片约100多万片，其中有宋代青白瓷、青瓷、黑瓷和磁州窑系的瓷片。在巴基斯坦的婆罗米纳巴德、彭巴雷和巴克，都曾发现宋代青瓷和青白瓷。伊朗的锡纳夫、内沙布尔、米纳卜和赖伊等处，都发现宋代瓷片。伊拉克的萨迈拉也以出土中国陶瓷而闻名。在埃及开罗的富斯塔特古城遗址中，曾发现许多宋代越窑和龙泉窑的青瓷器、白瓷器。此外，在非洲的坦桑尼亚、肯尼亚、索马里也都发现过宋元瓷器。
宋元时代小商品生产很发达，曾发现不少宋元时代带有商标铭记的小商品生产的漆器、铜镜和金银器等。制漆业是宋代小商品生产中发达较早的行业，作坊多设在城市。考古发现的宋代漆器有温州、四明、杭州（临安）、苏州、江宁、襄州各地制造的。温州漆器最负盛名，淮安北宋墓中出有温州开元寺东黄家、温州九三叔家的漆器，江苏武进南宋墓中所出的温州新河金念五郎家、钟念二郎家和温州丁字桥巷廨七叔家的鎗金漆器，尤为精致。铜镜制造业在南宋时期最为发达，已发现的有湖州石家、陆家镜，成都龚家、刘家镜，建康茆家镜、张家镜，杭州高家镜，越州戴家镜，衢州郑家镜，吉州胡家镜，婺州李家镜，饶州叶家镜、周家镜、许家镜，荆州马家镜等，特别是湖州石家镜，数量多，销路广，甚至远销至日本。金银器的制作，很多是由金银铺打造的商品，如无锡元墓出土的金银器是“筱桥东陈铺造”的，合肥元代窖藏的金银器是“庐州丁铺造”的，四川德阳宋代窖藏的银器是由“孝泉周家打造”的；但是，也有不少是由手艺人加工打造的，如合肥元代窖藏金银器中有的便是“章仲英造”的，江苏吴县元墓中的银盒是“闻宣造”的。小商品生产竞争很激烈，这充分反映在这些商品的商标铭记上，它们宣传自己的产品牢固，质量好，并标明价钱和商铺的地址，以防假冒。济南刘家针铺的广告雕版，在醒目的地方标明“以兔儿为记”，说明出现了真正的商标。
西夏是党项族在1038年建立的政权，领有今内蒙古西部、甘肃北部和新疆东部诸地，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考古主要是西夏王陵和黑城遗址的调查发掘。西夏王陵的布局与北宋诸陵颇多不同，内城平面作长方形，地宫上建塔式建筑等。除王陵之外，在甘肃的武威发掘过有西夏纪年的汉人火葬墓，骨灰装在小木塔中，塔身上写满梵文咒语，墓壁下有男女侍者和武士的板画以代替壁画，为中原地区所不见。西夏黑水威福军司故城，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遗址的东北部，平面呈方形，残存有西墙、南墙、南城门址和西南城角的痕迹。元代改为亦集乃路，扩南、西两面，平面作扁长方形，开东、西二门，总管府在西门内大街北侧。出土了大量的西夏文和汉文文书、佛经等。在甘肃灵武发掘的西夏瓷窑遗址，瓷器多仿磁州窑，以刻花扁壶和双耳瓶最具特色，还烧造黑釉和白釉瓦件，西夏王陵建筑上所用的瓦件就是这个窑的产品。
938年，白蛮贵族段氏建立大理政权，领有以今洱海为中心的云南西部地区，1254年被蒙古所灭。大理的都城阳苴咩城址在今大理西山坡上，仅存北墙，西起中和峰麓，东至大理县城西北角，全长约1公里，用石块及土垒成，保存最好处底宽6～8米，顶宽1米，高4～5米。著名的崇圣寺塔、宏圣寺塔都在城中。1976年维修崇圣寺主塔时，清理了塔基和塔顶，发现文物680余件，以各种佛教造像和法器最为重要，大黑天神像和各式金刚杵的发现，反映了密宗阿吒力教在大理的盛行。大理盛行火葬。目前尚未发掘过大理的火葬墓，只在大理县喜州发现过元亨十一年(1195)赵氏墓幢，在楚雄发现过仁寿四年(1238)高生福墓志。元明时期的火葬墓发现很多，元代火葬墓上多立八角形或六角形墓幢，应是受大理火葬墓的影响。
有萨迦萨迦寺和日喀则夏鲁寺。萨迦在日喀则西南，萨迦河从中流过，大体上还保存着13世纪的式样。城堡约170米见方，用砖石垒砌，只在东面开门，门外设照壁。城中即萨迦寺的主寺──南寺。南寺的东、南、西三面俱设街道，隔街建石砌多层平顶僧房。当时西藏的社会是政教合一的，因此，城中的居民主要是僧人，寺院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南寺收藏有三万函藏文书籍，除佛经外，还有文学、传记、天文、医药等书籍，大多数是14世纪以前的。
日喀则东南的夏鲁寺保存亦基本完好，主要建筑是寺的大殿，使用了歇山重檐屋顶，铺有琉璃瓦，梁架结构也采用汉式，还出现了小木作装饰，这些都说明西藏的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密切关系。夏鲁寺和万户府共同掌管这个地区的行政权，特别是农业和工商业的经营都掌握在夏鲁寺，所以寺东墙外壁上镶嵌着许多以藏民生产为内容的石雕板画，其中有农耕、纺织、制陶、冶铁、营造等图像。夏鲁寺也藏有不少佛经，特别是一些元代文书和寺中历年的帐簿，都是研究西藏社会的重要材料。
1975年在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早期辽墓中发现了两件银器，一件为鎏金银盘，盘心捶鍱出一猞猁状兽；另一件为银执壶，口部有流，壶柄和口沿相接处饰一鎏金胡人头像，底部外缘饰一周联珠纹，具有明显的波斯萨珊式银执壶的特征。这一发现反映了契丹与西亚的交往关系。
伊斯兰玻璃器继承了罗马和萨珊玻璃的传统，到9世纪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在北宋和辽代的塔基、墓葬中发现了伊斯兰玻璃器。伊斯兰刻花玻璃瓶共发现4件，一件出土于河北定县太平兴国二年(977)静志寺塔基中，一件出土于安徽无为景祐三年(1036)舍利塔基中，一件出土于浙江瑞安庆历三年(1043)仙岩寺塔基中，还有一件出土于天津蓟县辽代白塔的塔身中，它们与伊朗内沙布尔遗址出土的10世纪的刻花玻璃水瓶相似。在静志寺塔基中还出土一件深蓝色玻璃瓶、两件直桶杯和两件细颈瓶，都是比较典型的伊斯兰玻璃器。辽宁朝阳辽开泰九年(1020)耿延毅墓中出土的绿色把杯和黄色玻璃盘，也是伊斯兰玻璃器，特别是把上带有翘首的绿色把杯的造型，更具有伊斯兰玻璃器的特征。这些玻璃器都属纳钙玻璃，含有较多的钾，玻璃质量较好。从已发现的地点来看，伊斯兰玻璃输入中国大概有两条路线，定县静志寺塔基、蓟县白塔和朝阳耿延毅墓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应是从陆路输入的；安徽无为和浙江瑞安塔基中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则应是从海路输入的。耿延毅墓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反映了契丹与大食的密切关系，这与《辽史》所记开泰九年和太平元年(1021)大食曾两度遣使求婚的史实符合。
在元代西北陆路交通线上，从新疆霍城县的阿力麻里古城，到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达尔罕茂明安旗（百灵庙）的阿伦苏木古城，以及北京附近，都曾发现刻有十字架标志的石刻或刻有叙利亚文的景教徒墓石，在内蒙古的河套一带还发现过许多铜十字架印记。阿伦苏木古城为汪古部高唐王、赵王所居，平面长方形，城内建筑遗迹甚多，城中部为王府和王傅府遗址，城西北部有景教教堂遗址，景教徒墓石即发现在教堂附近。墓石用古叙利亚文字母拼写突厥语言，与在中亚七河地区发现的景教徒墓石相同。
泉州是宋元时期南方的贸易港口，海外交通发达，很多阿拉伯人侨居泉州。他们大多数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商人，也有元朝的官宦之家。1952年发现阿拉伯文赛典赤杜安沙墓碑。据考证，赛典赤杜安沙是浙江省平章政事赛典赤乌马儿之子，卒于回历702年（1302 ，即元大德六年）。当时乌马儿任职福建行省，住在泉州，其子杜安沙死后即葬于泉州。也有景教徒的墓碑，如刻于皇庆二(1313)的“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温马里失里门阿必思古八马里哈昔牙”的墓碑，一半用古叙利亚文字母拼写突厥语，一半为汉文。估计这位教长可能是突厥族汪古部人。这块墓碑的发现，说明景教在江南诸路的传播，同时也说明用古叙利亚文拼写突厥语这种文字，不仅流行于中亚七河地区和内蒙古汪古部所居之地，并且还被远宦泉州的汪古部人带到江南的一些地方来。这块墓碑在宗教史和语言史的研究上都是值得重视的。
1952年在扬州发现两块拉丁文墓碑，一块是死于至正二年(1342)的多密尼·伊利翁尼的女儿喀德邻的，墓碑上部刻着“圣喀德邻殉教”的图像；另一块是死于至正四年的多密尼·伊利翁尼的儿子安东尼的，墓碑上部刻着“末日审判图”。伊利翁尼家族是热那亚城的商人。多密尼是来中国经商的，全家都定居在扬州。当时扬州有圣方济各会的教堂，多密尼是这个教派的信徒，他的儿女死后便葬在教堂的墓地中。这两块墓碑发现后很快便引起了国外研究者的注意。
明代对外贸易主要是海路，广州设有市舶司，是个重要港口。1964年发现的弘治八年(1495)太监韦眷墓中出土金版、红珊瑚和3枚外国银币，其中有铸于1457～1462年的威尼斯银币1枚，铸于1459年的满剌加（今孟加拉）国银币2枚。这说明了当时的广州与占城、暹罗、西洋诸国的贸易关系。泉州在宋元以后仍是一个贸易港口。1971～1975年间先后在泉州附近的晋江县安海、南安县官桥、南安县诗山、惠安县北门街和泉州市浮桥街发现西班牙银币，这些银币大部分是西班牙在南美墨西哥铸造的，是在16世纪后半期至17世纪初期，经菲律宾的华侨商人之手流入泉州地区的，反映了当时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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