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Qin-Han lunli sixiang

[外文]：moral thoughts in the Qing and Han dynasties

秦汉时期伦理思想的总称。秦汉是中国封建制度全面确立、逐渐巩固的时期，也是以儒家为主体的封建伦理思想定于一尊，并被神学化的时期。神学化与反神学化的斗争，是这一时期伦理思想领域斗争的焦点。

秦朝覆灭使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认识到忽视道德的危险。西汉统治者总结了秦亡的历史教训，在注意刑罚的同时，把注意教化、实行“德治”，也作为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手段。汉初思想家陆贾明确指出，政权可以“马上得”，却不能“马上治”，“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巩固政权必须借助道德教化，充分发挥道德作用。他说：“夫法令者所以诛恶，非所以劝善”，要劝善，就非得讲仁义道德不可。贾谊也认为“礼”与“法”是相辅相成的，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统治者应该做到“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汉初思想家恢复和整理了先秦以来特别是儒家的典籍，如《尚书》、《礼记》、《孝经》等作为伦理思想的研究资料。凡此种种，都为儒家伦理思想正宗地位的确立作了准备。由董仲舒提出并被汉武帝采纳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既顺应了封建大一统的经济和政治需要，又是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汉朝把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发展得十分完备。它既表现为自上而下的等级权力，又体现为绝对的君权。这就要求无限提高君权，神化君威。封建道德承担了这一使命，使尽忠于君王成为臣民首要的道德义务，并给予神学的论证。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思想家，适应了这种客观需要，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神学论证。他提出了“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并根据天人感应、阴阳五行说改造儒家，把道德说成是“天意”的表现，把人性也说成是天所决定的，进而建立一整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说为理论基础的神学化了的伦理思想体系。从此，孔子被捧上神坛，道德也披上了神圣的灵光。到了东汉时期，《白虎通义》又把谶纬迷信思想进一步与儒家经典结合，“三纲五常”更成为神圣不可动摇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忠”与“孝”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成了不可违背的伦理和政治法则。

随着统治者把封建纲常神学化的出现，道德领域中反神学化的斗争也广泛展开。以司马迁、王充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试图运用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说明道德现象，对神学目的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司马迁以“操行不轨”，“而终身逸乐”；“行不由径”，“而遇祸灾”的事实，揭露了“天之报施善人”的荒谬。王充则以天道自然无为，否定天人感应目的论。他认为天没有意志，天的运行也没有目的，只是自然如此，说“何以知天之自然也？以天无口目也”。他对那些“天意”、“天志”、福善祸淫的神学说教给予尖锐的批评，指出“世论行善者福至，为恶者祸来”，是虚妄的；说“如实论之，安得福佑乎？”王充不但批判了神学目的论，而且通过抨击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堕落，揭露了神学道德的虚伪。他说：“世俗之所谓贤洁者，未必非恶，所谓邪污者，未必非善也。”到了东汉末年，地主阶级的道德状况更是每况愈下，名教更加虚伪。当时，“言方行圆，口正心邪，行与言谬，心与口违”成了社会风气，“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谀谄应直言”。靠神学支撑的封建纲常名教已经声名狼藉。

秦汉时期的神学化伦理思想虽然受到无神论者的批判，但是批判的只是其神秘主义的神学形式，不是儒家伦理纲常本身。儒家伦理思想是最适宜于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所以，尽管历史上朝代多次更替，而被汉代定于一尊的儒家伦理思想却一直居于正宗地位。特别是“三纲五常”，更被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接受、所推崇，一直是他们用以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有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