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ui-Tang-Wudai wenxue shiliao

隋唐五代文学史的资料，除文学家著作外，重要的一部分是官编及私撰的断代专史中的作家传记、文坛概述、创作著录等传志篇什，如《隋书》、《北史》、两《唐书》、新旧《五代史》及《十国春秋》等史书中的有关志传。但史书所写，大部分已不是第一手材料，而是经过史学家根据多种材料审择处理过的。此外还有一部分重要资料是唐五代人所著的笔记小说及后代学者所著有关隋唐五代的考订著作。

唐五代人所著的笔记资料，大部分属于传统四部分类中的子部小说家类，如《朝野佥载》、《唐国史补》、《隋唐嘉话》、《大唐新语》、《因话录》、《刘宾客嘉话录》、《杜阳杂编》、《唐摭言》、《阙史》、《北里志》、《北梦琐言》、《鉴诫录》等；也有属于集部诗文评类，如《本事诗》等。这些著作都属于第一手材料，保存了大量隋唐五代文人的遗闻逸事，唐代贡举制度的情况，当时文人所运用的典故，写作传奇的资料等等。宋代以后学者撰著的有关资料则分属于子部杂家类，如《容斋随笔》；史部职宫类，如《登科记考》等；也有属于子部小说家类的，如《唐语林》。这些著作，对唐五代文学的评论考订，采摭辑佚，颇有裨益。

在这些资料中，有的直接提供了文学史的知识。如“元和体”这一名称，严羽《沧浪诗话》根据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说是指“元、白诸公”之作。而《唐国史补》却指出它包括诗文两方面，即由韩愈、樊宗师文笔的奇诡、苦涩，张籍诗的流荡，孟郊诗的娇激，白居易诗的浅切，元稹诗的淫靡等共同构成的时代风尚。并指出：“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虽然语含贬义，但也从某种角度触及了盛唐中唐不同时期的诗文趋向。《唐语林》载：“文宗好五言诗，品格与肃、代、宪宗同，而古调尤清峻。”又载李珏奏言：“宪宗为诗，格合前古。当时轻薄之徒，摛章绘句，聱牙崛奇，讥讽时事。尔后鼓扇声名，谓之元和体。”也可证明《国史补》的说法，而且还提供了唐代帝王能诗的材料。这对研究唐诗兴盛的原因，显然是有用处的。

更多的资料，则载录了有关作者的遗闻逸事及作品的背景材料。如《鉴戒录》记载杜荀鹤《时世行》的背景，对研究杜荀鹤写诗的动机和作者前后态度的转变非常重要，而现在各种文学史都没有接触到。有些内容，近人著作中虽然涉及，但系采用后人所述，如关于《花间集》词人波斯胡人李珣的事迹和尹鹗作诗嘲笑他的故事，往往只引用清人的《十国春秋》，简略异常，而《鉴戒录》有“斥乱常”一条，记载既详，且载尹诗。这些记载，由于是同时代人所述的第一手材料，残觉可贵。有些虽不是第一手材料但亦有根有据，其来源更早一些的，可靠程度也就要大一些。如《本事诗》记载徐德言与其妻乐昌公主破镜重圆的诗篇和故事，先已见于唐人韦述《两京新记》卷三“西明寺”一条，那是地理类书，自然较为可信。至于宋人王谠的《唐语林》，系采用五十家唐小说而成，虽是间接材料，但原材料今天并不都能看到，因而也很可贵。

在这些资料中，也有一些是出自当时的小说笔记，作者根据传闻写成，并不完全确凿。利用这些材料，有的可以用同一件故事或类似的故事进行比较研究，以判定其真实与否。如《刘宾客嘉话录》、《鉴戒录》、《唐摭言》都载有贾岛因吟诗而冲京兆尹事，前二书谓岛因炼推敲二字而冲京兆尹韩愈，后一书谓岛因吟“落叶满长安”句而冲京兆尹刘栖楚，记载互异，不能令人无疑，宋人苏轼、洪兴祖、樊汝霖，清人郑珍因此得以辨其事之不可信。有的虽无比较材料，但根据其他史料，也可以辨明其假托，如《本事诗》载李白嘲笑杜甫“饭颗山头逢杜甫”一诗，考订家已明辨其妄。诸如此类的材料，也可供研究者辨析考订。

至于后人所撰，属于考订性质的，如宋洪迈《容斋随笔》，辨证考据，向称精博，其中有关于唐代文学的部分，可供研究者参考利用。清徐松《登科记考》、《唐两京城坊考》、劳格《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以及近人岑仲勉的一些考订著作，也都是重要参考书。

除上述资料外，集部有关的单篇作品，如作家的碑志、诗文集的叙跋、师友间论文谈艺的书札之类，以及出土文物如王之涣的墓志，敦煌珍品如坎曼尔的手迹等等，数量也不少。这些资料，有的已被文学史家所利用，有的还有待于研究者作进一步的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