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henbao Ziyoutan

《申报》的主要副刊之一。《申报》是中国创办最早、历史最久的报纸。1872年4月30日由英人安纳斯脱·美查等在上海创办，1907年5月30日开始由华商经营，中经敌伪和国民党政府接管，至1949年5月26日停刊，共历77年。

《自由谈》专栏辟于1911年8月24日，经王钝银、吴觉迷、姚鹓雏、陈蝶仙、周瘦鹃等人主编后，至1932年12月，总经理史量才意欲改革，起用黎烈文为主编。黎烈文参加过文学研究会，1932年从法国留学回国，思想倾向民主进步。他主编《自由谈》后，一反前任的作法，多采用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的杂文，使《自由谈》从“茶余饭后的消遣之资”变为进步舆论的阵地，面目由是一新。

黎烈文主持的《自由谈》在择稿的文体方面侧重发表杂文。他多次刊出《投稿简章》和《编辑室启事》，一再呼吁投稿者惠寄“描写实际生活之文字，或含有深意之随笔杂感等”。《自由谈》在发表杂文时，几乎都用花边围起，因而这些议论性杂文被人们称之为“花边文学”。由于杂文反应时事迅速，提出问题及时，社会作用大，“花边文学”的做法也为当时和后来一些报纸副刊所仿效。

《自由谈》的革新，很快引起旧派文人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恨。《社会新闻》和《微言》周刊造谣污蔑，攻击鲁迅等左翼作家包办《自由谈》，垄断文坛。在强大的压力下，黎烈文在1933年5月25日的《自由谈》上刊出《编辑室启事》，“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从表面看来，《自由谈》屈从和后退了，版面出现较多政治色彩不强的文字。但是，鲁迅等革命作家并未因此停止战斗。鲁迅针对反对派的言论压迫指出：“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同是涉及风月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呢，这不明明是一联古诗么？”（《准风月谈·前记》）所以，鲁迅和其他左翼作家、进步作家的文稿仍不断地寄给《自由谈》，只是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变换了斗争的策略，在隐晦曲折的话里巧藏着匕首和投枪。

在黎烈文主持《自由谈》的一年半时间里，《自由谈》开展了许多问题的讨论和论争，如关于儿童教育的论争，关于小品文与“方巾气”的论争，关于翻译的论争，关于批评与谩骂的论争，有关于旧戏锣鼓的讨论，关于《二十四史》和《四库全书》珍本问题的讨论，也有关于“艺术论”、“讽刺与幽默”、写实主义与第一人称的讨论，以及关于“文人相轻”、“京派与海派”、“别字与简字”的驳难。文坛的许多情况都在《自由谈》上有所反映。它包罗万象，感应敏锐，一时成为30年代最为活跃的报纸副刊。

由于反动势力加紧对《自由谈》的压迫，1934年5月黎烈文不得不辞去主编职务，《自由谈》改由张梓生主编。张梓生基本上继续了黎烈文的办刊方针，照常刊登鲁迅等作家的杂文；1934年夏关于大众语的讨论就是以《自由谈》为主要阵地开展的，发表了鲁迅的《门外文谈》。只是为了对付检查，鲁迅等经常更换笔名。自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张梓生主编的《自由谈》在择稿方面就不能不拓宽范围，相对说来色彩也不如过去鲜明强烈。

由于反动派迫害的加剧，1934年11月，《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被特务暗杀，《自由谈》的处境更加艰难，大量的文艺短论代替了明快的社会批评，锋芒日见减退。1935年下半年，白色恐怖愈加严重，张梓生也终于在10月31日登出《自由谈》停刊启事，辞去主编职务。《自由谈》自此一度中断，到1938年10月复刊后，虽经个别人努力，总未能再恢复黎烈文、张梓生主编时的面貌。

给《自由谈》投稿最多、影响最大的左翼作家是鲁迅。他从1933年1月起用“何家干”、“丁萌”、“干”、“游光”等许多笔名为《自由谈》写稿；《伪自由书》、《准风月谈》集中的全部杂文和《花边文学》中的大部分杂文都是在《自由谈》上发表的。正因为鲁迅，《自由谈》在现代文化史、文学史、报刊史上才有着重要的地位。鲁迅之外，茅盾也经常给《自由谈》投稿，他用的笔名是“玄”、“珠”、“郎损”、“仲方”等。郁达夫、徐懋庸也给《自由谈》写了不少杂文。在《自由谈》上发表文章较多的还有陈望道、夏丐尊、叶圣陶、郑振铎、老舍、巴金、风子（唐弢）、陈子展、臧克家、田间、张天翼、靳以、柯灵、李辉英、郑伯奇等。瞿秋白在上海时，也曾借用鲁迅的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了十余篇杂文。一些在政界有影响的文人如柳亚子、章太炎、吴稚晖、林语堂，也先后在《自由谈》上发表过短文。

《自由谈》在培养青年作家方面也是作出了成绩的。叶紫、何谷天（周文）、草明等在《自由谈》上发表过速写和小说，蒲风、廖沫沙、胡风、曹聚仁、周扬等也写过文章。周扬后来在《自由谈》继续用“企”、“企影”、“左企”等笔名介绍外国文学。白戈（任白戈）、辛人、张香山、王任叔、梅雨、林林、立波等在《自由谈》上用短论形式对文艺问题作了较多阐述。一批文学新人如芦焚、欧阳山、姚雪垠、刘白羽、周而复、林娜（司马文森）、黑丁、荒煤等，都在这里发表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