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裕民
2023-02-02
更新时间:2023-02-02 21:47:38作者:百科
[拼音]:Huiteman
[外文]:Walt Whitman (1819~1892)
美国诗人。1819年5月31日出生于长岛。父亲务农,因家贫迁居布鲁克林,以木工为业,承建房屋。他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和民主思想家潘恩的作品很感兴趣,这使惠特曼也深受影响。惠特曼曾在公立学校求学,任过乡村教师;童年时还当过信差,学过排字,后来在报馆工作,又成为编辑。他喜欢游荡、冥想,喜欢大自然的美景;但是他更喜欢城市和大街小巷,喜欢歌剧、舞蹈、演讲术,喜欢阅读荷马、希腊悲剧以及但丁、莎士比亚的作品。1846年2月至1848年1月之间,他担任《布鲁克林之鹰》的编辑。1848年去新奥尔良编辑报纸,不久回到布鲁克林。此后的五、六年中,他帮助年迈的父亲承建房屋,经营小书店、小印刷厂,自由散漫,随意游荡;与少年时一样,尽情地和船夫、领航员、马车夫、机械工、渔夫、杂工等结交朋友。
1855年《草叶集》的第1版问世,共收诗12首,最后出第9版时共收诗383首。其中最长的一首,即后来被称为《自己之歌》的那首诗,共 1,336行。这首诗的内容几乎包括了作者毕生的主要思想,是作者最重要的诗歌之一。诗中多次提到了草叶:草叶象征着一切平凡、普通的东西和平凡的普通人。诗的背景是纽约的街道和长岛的海滩,反映了各劳动阶层的生活:满载着稻草的大车,船夫和挖蛤蛎的人,屠夫的小伙计,铁匠,赶马车的黑人,木工以及领航员、纺纱女郎、排字工人、筑路者、拉纤者、妓女等等。诗人在诗中用十分温柔的笔触写了一个逃亡中黑奴的形象。《自己之歌》还表达了作者思想的其他重要方面。他十分重视、而且也经常描写人们极为自然的性生活:“我是肉体的诗人,也是灵魂的诗人”。他认为人的肉体和性行为没有丝毫必须鄙视的地方。这在长期以来习惯于清教徒成规的美国体面人的目光中是骇人听闻、大逆不道的;当时承继着新英格兰文化传统的著名诗人洛威尔和朗费罗(甚至包括爱默生)对此都极不以为然,希望诗人把描写性的部分从诗集中删去,但是惠特曼却断然加以拒绝。惠特曼自称是个喜欢户外生活的人,他虔诚地崇拜自己赤裸裸的、无罪的肉体。他认为性的结合就是肉体和灵魂的结合;灵与肉是人体不可分割的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惠特曼思想中也有不少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东西,在这里表现为上帝和“宇宙灵魂”的存在。诗人并不信奉基督教,他有时把上帝叫作长兄或同志,但有时他又认为有一个象爱默生的“超灵”那样的上帝存在。这是一个抽象的原则,存在于万物之中,因此每一个微小的生物或物件都包含着广阔的世界,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自己也和万物相通,因此“自己”或“自我”也是神圣的,而且每一个男人或女人也都有一个神圣的“自己”。与此相联系的是他关于“死亡”的看法,他并不认为“死亡”就是一切的消灭,“死亡”恰好是一种属于精神的、新生命的开始,而且是一种更高的生命。
第 1版《草叶集》中有一篇重要的序言,其中夸大了年轻的美利坚共和国的巨大成就,但是作者的坚定的民主思想也表达得很清楚。
这薄薄一册划时代的诗集受到了普遍的冷遇。只有爱默生给诗人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我认为它是美国从未有过的一部不同寻常的具有才识和智慧的作品……我因它而极为欢欣鼓舞。里面有无与伦比的内容,其说法也是无与伦比的……我向你的伟大事业的开端致敬。”惠特曼从这封信中得到巨大的鼓舞。
1856年,第2版《草叶集》出版,共收诗32首。第1版的序言已为《在蓝色的安大略湖畔》所代替。每一首诗也都有了题目,诗集中的佳作之一《给一个遭到挫败的欧洲革命者》其实是献给全世界的革命者,诗人鼓励他们在遭到挫败后必须再接再厉,因为自由终究要胜利;胜利是伟大的,但是失败也一样伟大;而他自己则是一个支持“全世界每一个无畏的叛逆的坚定不移的诗人”。《一路摆过布鲁克林渡口》是诗人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诗人写渡口的繁忙景象,特别写熙熙攘攘前来摆渡的人群,感到他和他们心心相印,和他们所想、所看到、所感受的完全一样,和他们浑然一体。他不但在当前和他们达到了精神上的一致,即在将来,在数代之后,亦复如此。这里又表现出了惠特曼哲学思想中的“宇宙灵魂”、“超灵”的存在。《阔斧之歌》的主人公是阔斧和它所创造的各种形象。它是拓荒者,在创造一个新世界。作品不但歌颂了阔斧的创业精神,也歌颂了“一切有进取心、有胆略的人们的美”,以及有“独立精神,独立的出发点,和依靠自己力量的行动的美”。诗中还穿插了一段对“伟大的城市”的描写:伟大的城市不是一个物资多、数目大、体积和分量重的地方;伟大的城市必须既无奴隶又无主人,必须有最忠诚的朋友在那里立足,必须是个两性的白璧无瑕也站住了脚跟的地方。因此阔斧还有一个未来的重要任务,即创造一个理想的、真正民主的世界。此外,还有《大路之歌》也是名篇。
惠特曼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曾草拟过许多演讲辞,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是《论第十八届总统选举》,是在1856年总统大选之年写成;惠特曼这时脱离了民主党,支持新成立的反对奴隶制的共和党及其总统候选人。他在演讲辞中指责16、17届总统完全支持奴隶主的利益;他要求消灭蓄奴制,甚至要求用武器来反对“逃亡奴隶法”,但是他常常把理想的美国描写成小私有者的国家。他也讽刺了议会里的政客和官僚,要求普通人和青年工人进入国家机构。这篇文章直到1928年才出版。
1859年,《星期六周刊》的圣诞专号上刊出了惠特曼的一首优秀抒情诗《从永不休止地摆动着的摇篮里》,这是一首爱情和死亡的颂歌。在发表这首诗的前后三年中,惠特曼和在纽约百老汇大街普发福餐馆集会的一批文人(其中有作家、记者、演员等)过从甚密,其领袖人物是《星期六周刊》的主编亨利·克莱普。仅在1859至1860年一年之中,这家周刊就刊载了始终受着冷遇的惠特曼的大约25篇作品和评论惠特曼的文章。在餐馆集会的全盛时代,惠特曼应波士顿一出版家之请印行了《草叶集》的第 3版(1860),这本诗集算是第一次“正式出版”。集中有 124首新诗,包括《从永不休止地摆动着的摇篮里》和 3组分别名为《民主之歌》、《亚当的子孙》、《芦笛》的诗歌。开卷的第一首诗《从鲍玛诺克开始》是自传体长诗,诗人在这里作为西方世界的一个崭新人物出现。《民主之歌》包括16首新诗,较好的一首是《我听见美洲在歌唱》。在《亚当的子孙》中,诗人认为失去乐园的不是亚当,而是他的子孙。他们本来是清白的,但却自以为堕落;其实肉体是无罪的,应把它升华为精神的东西。《亚当的子孙》写男女之间的情爱,是肉体的,而《芦笛》则是写男子之间的同志友好关系,是精神的,是民主精神的基础,而且比男女之间的情爱更加热烈而持久。用诗人自己的话来说,芦笛是草类中叶片最大、最健壮的,而且清新,有芳香,是在水中成束生长的。“芦笛”显然是“草叶”的进一步发展,象征最坚毅、最能耐受风霜……的同志爱的各种特点。这一组诗因为流露出同性爱的情绪而受到当时文学界的强烈斥责。
南北战争期间,惠特曼作为一个坚定的民主战士,显示了他的深刻的人道主义本色。1862年底战争激烈进行时,他主动到华盛顿去充当护士,终日尽心护理伤病的兵士,以致严重损害了健康。他的生活十分艰苦,借抄写度日,把节省下的钱用在伤病员身上。他充当护士将近两年的时间中,大约接触了10万士兵,有许多后来还一直和他保持联系。
战后惠特曼在内政部的印第安事务局任小职员,不久部长发现他是《草叶集》的作者,把他解职;后来他在司法部长办公室供职,工作 8年。由于在内战中受到了锻炼,增加了阅历,政治思想认识也得到了提高,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865年,惠特曼在纽约自费印行他在内战后期写的诗集《桴鼓集》,其中共收入新诗53首。几个月之后他又出版了一本续集,其中有悼念林肯的名篇《最近紫丁香在庭院里开放的时候》。
1867年的《草叶集》第4版只有8首新诗,都是并不出色的短诗,但是收入了《桴鼓集》及其续集。值得注意的是1871年发表的长篇文章《民主远景》,它总结了作者的文艺观和政治主张。与第 1版《草叶集》的序言相比,惠特曼在这篇文章中对于美国的民主制度有了深刻得多的认识。而对劳动人民和普通群众的热爱和信任则始终十分坚定,他认为未来的美国文化和民主国家要靠他们来创造,但是当前的情况却完全不理想。作者没有在他的祖国见到真正的民主,他说:“我们经常使用‘民主’这个词,但是我必须不厌其烦地重复说,这个词的真实意义还在睡大觉,还丝毫没有醒过来,虽然笔底和舌尖为了这两个字发出了隆隆然愤怒的雷声和风暴。这是个伟大的词,我认为它的历史还没有写下来,因为这部历史还没有上演”。惠特曼的这篇文章表明作者在思想上的成熟,它的风格也很有气派。
《草叶集》的第 5版在1871年和1872年各印刷了一次。第一次增收13首新诗,第二次收入一般评论家公认为诗人最后一首重要的长诗《通向印度之路》和少数几首新诗,其中有《啊,法兰西的明星》。惠特曼在这首诗中向以巴黎公社为最后高峰的法国革命浪潮致敬。他说:“法兰西之星不仅仅属于法国,目前这场战斗和大胆进取是为了自由,为了理想,为了四海之内皆变成兄弟,为了使暴君和僧侣胆战心惊。”巴黎公社只持续了一周,但是作者认为法兰西之星十分美丽,明亮,金光闪闪,将永远放射光辉。《通向印度之路》歌颂了三项刚刚完成的重大工程:苏伊士运河的凿通,在水路上贯通了欧亚两洲;北太平洋铁路的建成,连接了美国大陆的东西两端;横贯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海底电缆的铺设。这三大工程完全接通了东西半球,显示了科学技术的威力,具有社会政治意义,而对惠特曼说来还具有哲学意义。长诗描写现代科学技术把空间缩短了:“远的变近了,不同的地域焊接在一起了”;也把时间衔接起来了:过去的古老的东方和现代的年轻的西方连接在一起。作者还描写了由苏伊士运河开创的海上活动、太平洋铁路所担负的运输和沿路瑰丽的自然环境;欧亚连接在一起实现了当年哥伦布想找一条到达印度的通道却找到了新大陆时的那种理想。科学家惠特曼认为,在精神领域里,诗人也要作工程师们在物质领域里的工作,自然与人类不应再有隔阂。“一切分离与空隙必须挂起钩来,必须连接起来”。诗人和他的灵魂还渴望和上帝合一;他认为能够航行到的目的地应比印度遥远得多:“啊,必须朝更远更远的方向扯起风帆!”
惠特曼在编印各版《草叶集》时,经常变动诗篇的前后次序。他编排的原则不是按诗篇写作时间的先后,而是按照它们的内容、主题分类。他还随时更动某些诗篇或某组诗篇的前后次序。但是按照第 5版第一次印刷的内容和编排来看,已经象是最后的一次安排。1873年1 月他身患瘫痪症,以后始终没有恢复健康,他的写作能力从此也一蹶不振。但他的乐观主义,对生活的热爱和敏感,他的民主理想等还是至死不衰。1884年3月他在卡姆登买下一所小屋,并在那里终老。他的晚年郁郁不得志,除编印了几个版本外,偶而写些诗文,在英美两地的报刊发表。1876年他出版了《草叶集》的第 6版,以纪念独立宣言的一百周年。这是一部包括散文作品在内的两卷集,第一卷即第 5版的内容,第二卷他取名为《两条小溪》,包括散文、18首新诗、第 5版的《通向印度之路》和附诗,诗句趋向于抽象。《草叶集》的第7版(1881~1882),它的文字、每首诗的题目和排列的先后次序,都已最后审定。而惠特曼还是继续写诗,直至1892年去世。他最后的诗作被列为“附诗一”(1888~1889)、“附诗二”(1892);他还嘱咐他的死后遗作可列为“附诗三”,以使第 7版保持原状,不再更动。第7 版《草叶集》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是唯一由知名的出版商正式出版的本子。第 7版共收20首新诗,都是短诗,没有佳作。
1882年诗人出版了他的散文集《典型的日子》,其中包括《民主远景》一文。1888年出版的《十一月枝桠》,收入62首新诗和一些文章,序言题为《回顾曾经走过的道路》,集中的诗篇后来收入《草叶集》的第8版(1889),并成为“附诗一”。1891年费城的出版家出版惠特曼的新作《再见吧,我的幻想》,其中的诗篇成为《草叶集》的“附诗二”。《草叶集》的第 9版(1892)包括“附诗一”、《七十之年》和“附诗二”《再见吧,我的幻想》。诗人去世后的遗诗《老年的回声》,作为“附诗”,见1897至1898年出版的集子,后来的全集也都收入。现在通用的全集,是所谓“临终版”,即1892年出版的第 9版。
惠特曼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作家,他并不崇拜古老的欧洲文明,而是全心全意为建立美国式的、民主的文学而奋斗。但是他也不是沙文主义者,他十分关心欧洲的革命运动,曾写过不少诗歌加以鼓励和祝贺。他是个热情的国际主义者。
惠特曼诗歌的艺术风格和传统的诗体大不相同。他一生热爱意大利歌剧、演讲术和大海的滔滔浪声。西方学者指出这是惠特曼诗歌的音律的主要来源。他只写过极少几首用传统诗法的诗歌,如流行的悼念林肯之歌《啊,船长啊,我的船长!》。他的诗行比较接近口语和散文诗的节奏,没有韵,也没有极为规律的重音,因而更加接近于他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他的诗歌经得起推敲,而他的散文则常常显得粗犷、松散而庞杂。他的思想感情和泛神论的宇宙观,不大肯受传统习惯的约束和限制,但他的诗体仍有规律可寻,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是思想、形象和用词、造句上的平行法。最浅显的平行法是两行或多行诗的语法结构相同或每行中的思想相类似,甚至词类也相同。更加常见的是每一句的句首是同一个词、词类,或同一个短句,这种形式成为惠特曼常用的列举法:一连串类似的形象、动作或内容排列在一起,或多或少。诗句没有传统的一定数量的重音,但仍有节奏,有如海浪的节奏,口语的节奏,朗诵的节奏。一句诗不一定以重音为单位,而可以用思想、语调、标点符号或停顿为单位;一节诗或整首诗不一定按逻辑构成,而是由弱到强,由少到多,通过累积过程直到高潮。此外,也有整首诗的结构模拟意大利歌剧的形式。但不论是他抒发的思想感情,还是诗体形式,都是“离经叛道”、大胆创新的。
惠特曼的诗歌对我国五四运动以后的新诗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郭沫若译过惠特曼的一些诗,从他的《地球,我的母亲》等诗中可以看出受惠特曼影响的痕迹。